再有封建礼规的束缚，清朝很重视对守陵人的精神诱导。对他们灌输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凡八旗营房必建“关帝庙”。内府圈都建“文昌庙”。借助神庙倡导：武职官员崇拜“关圣帝君”的忠勇精神；文职学习“文昌帝君”的尊君效诚思想。利用官办学校培养他们从小习文练武，树立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观念。 住各营圈的守陵人以满族人为主，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清朝为巩固满族的民族势力，加强满族的内部团结，规定在满人家族内“设族长以教其族人......。其独户小族，即令兼管。”族长从同一姓家族内（包括同居和不同居的）推选辈分高而又德高望重的一人担任，并有职有责。规定每一家庭内的重大事情必须向族人禀报。家族内的家庭与个人纠纷由族长调解裁理，不得靠去官衙告状解决。族长承担本家族内全部责任，并向本旗主禀报。 每月腊月三十晚上，全家族成员都要集聚到族长家里祭拜“索罗杆子”。即满族祭天用的木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定：神杆高13尺，斗”圆径7寸，高6寸。祭杆时按辈分先长后幼的顺序，面对索罗杆行三拜九叩礼。除年节外，逢婚礼时，新婚夫妇也要到族长家去拜索罗杆，以继承和发扬家庭的传统。 满族的礼节非常严格。凡每天晚辈与长辈初次见面时都要施“请安礼”，也称见面礼。晚辈出门超过三天者，在辞行和回归时都要向家庭内长辈分别施以磕头礼。每天晚上，晚辈要到长辈屋里站规矩。站规矩类似象体罚，不能前倚后靠，说笑打闹。特别当媳妇的还要随时侍奉公婆。在递烟献茶时也有规矩，烟带杆必须双手恭举，横向递过，端茶不能说话。否则，婆婆就用烟袋锅创脑袋，用茶水泼身。这些礼仪，加重了青年人的精神负担。
就是同样的守陵人也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是守陵人，但贵贱尊卑分明，有坐轿的，有抬轿的；有骑马的，也有牵马的，在地位和待遇上都有很大差别。 体现在礼法和称呼上，不分老幼贤愚，对守护大臣贝子爵位以上的称“王爷”，公爵的称“公爷”，三品总管以上的称“大人”，四品郎中以下至七品的官员称“老爷”。长着白胡子的差役，见着年轻的官员也得称爷、请安，而并无还礼之事。官员对差役、弁兵可以任意打骂。 表现在各系统之间，地位最优的是旗人，其余依次是内府人、礼部、绿营人。清朝为突出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从清初开始，就有过禁止满汉（包括内府人）通婚的政策。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才彻底取消这一禁令。仅从品级上看，东陵273名五品以上官员中，旗人就占202名，内府为40名，礼部27名，绿营4名。 在不同系统之间，俸饷标准也不一样。以下层人士相比，八旗兵每人年支饷银三十六两，减半粟米（另一半折价给银）十一石五斗，米折银十三两。而绿营兵年支饷银二十四两，米四石八斗。银米均不足旗兵全额的一半。因此在同治五年，马兰峪总兵景霖（满洲正白旗人）为绿营兵呜呼不平，奏称：“伏念守护陵寝满汉兵丁事同一律，若不化一办理，未免向隅。且弁窘迫景况，乃系实在情形，会无仰恳天恩，俯念绿营弁兵差苦家寒......”但这些意见，并不能改变清朝的民族岐视政策。礼部的各行技术差役，俸饷更低，年支饷银十二两，减半粟米六石、粟米折银六两，其饷银正是八旗兵的三分之一，粟米及米折银是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