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不敷养赡
同系统内，人与人之间，等级差距更为悬殊。如礼部郎中按五品双俸银一百五十五两，减半俸米六石六斗，俸米折银三十九两，不仅俸米比本系统各行技术差役多六斗，其米折银为差役的5.15倍， 俸银为12.99倍。这些工匠艺术人生活与王公大臣更是无法相比。 居各营圈的富豪官员，住着高等级的官房仍不如意，还纷纷在马兰峪镇内另建豪华的私宅，并在规模和阔绰方面争奇斗艳。末任孝陵总管恩少岩和慈禧陵内府郎中博子仪，在马兰峪的私宅各占地十多亩，建房三十多间。恩家的主房前廊后厦，房外烧火，屋内地下通暖道，博家就建起了楼房。而披甲、差役家庭的住房却十分艰难，他们根本无力营建私房。特别那些只有一份甲缺（按缺分房），又人口较多的家庭，只能是祖孙男妇同居一室。 由于尊卑贵贱分明，贫富差距悬殊，所以官场上利用家庭拉帮结派。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很多人把精力、财产都花费在打官司上。有的一场官司几十年打不完，一旦输了官司，人、财、权三空。特别是内务府内部的权势之争更为激烈，因为内府掌管着各陵祭祀的钱财和物资，这些财物正是人们争夺的重点，当时钱眼通天，有了钱就能权大位尊。据当地老人回忆，东陵各陵内府的重要职位，一直被九姓人家所垄断。这九姓分为三个宗派，最早是郭、张、汪三姓掌权，而后被刘、李、王三姓夺取，最后归沈、邵、黄三姓而告终。到民国二十四年陵寝管理机构瘫痪时，各家庭宗派之间的斗争才能结束。
守陵人生活的弊病也有很多，虽然守陵人有着优厚的俸饷和待遇，但他们的大多数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封建的腐朽生活观念使他们滋生了依靠铁饭碗而不求进取心理，养成了侈奢腐化的生活习惯。长期过着庸懦、贫乏的寄生生活。 旗人当差，该班三天，休三天，一半时间没事干。别的系统的大部分官差也都很清闲。就连待遇低，较为贫困的一般弁兵、匠役家庭，也不想利用充裕的班外时间，靠劳动丰富生活之资，家里不养畜禽，院内不植树，不种菜，不懂节俭，不虑积蓄。他们平时都习惯于烟袋不离手，茶水不离口。每天三顿饭的时间分为午、晚、夜。早晨睡懒觉，午前起床，起床前在被窝先吸烟，没吃饭先喝一壶茶。晚上聊天、耍钱、吸大烟，熬过半夜，吃完夜宵才能睡觉。 由于官场流弊多端，对于考试、捐官等都须用贿赂人情才能行通。那些行贿无门，不善阿谀逢迎的员役子弟，靠文武才学难以谋取官位。还有的富豪子弟不愿守班为官，促使他们都不愿习文练武，光领家口银，甘当“苏拉杆”，相互间只是攀比吃喝穿戴，摆阔气。所以形成这里游手好闲者成群结队。 守陵的大多数人主要有两项嗜好，一吸毒，二耍钱。自从鸦片烟传入中国后，进入东陵的烟商较早，那些恣情享乐的满汉官弁，领先品尝了鸦片的滋味，开始烟价便宜，用后又精神倍增，都如获至宝。从而使这里的一些男女，很快染上了烟瘾，可吸烟容易，戒烟则难，到没钱时，宁可衣不遮体，挨饿忍饥，也得变通出吸烟之资。耍钱也不分男女，男的多到宝局押宝，女的在家聚众斗牌，没钱的穷赌徒甚至卖孩子、输老婆。他们把大部分时光、金钱都消磨在宝局和烟馆之中，多数家庭的生活是，上半年未满，而下半年俸饷早已预支花光。刚领出饷米就粜给米商，银两用光，米价又涨，生活非常困难。
到后来，守陵人就败落了，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战争连年不断，致使国家经济急剧衰退。从咸丰年开始，陵寝俸饷支绌，只能发放70%的俸银，其余30%发给钞票。由于钞票经常不能兑换货物，所以发给陵寝员工的钞票很多都成为废纸。守陵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尤其绿营兵生活特别困难。当时马兰镇总兵绵森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摺，其中就士兵因饥饿而不能出操的情况言道：“况复屡有愆期，枵腹差操，殊堪悯恻。” 咸丰七年八月，在东陵发生了八旗披甲文惠等人闯入衙署闹饷之事。由于事端发生有皇家皇家陵寝重地，关系到陵寝的安全，故此震惊了朝廷，引起咸丰皇帝的关注，物发出谕旨弹压。除将文惠等人严刑处罚外，还命令将东陵守护大臣载华、端秀，马兰镇总兵绵森交该衙门照例议处。朝廷除采用强行折饷外，也采取了一些变通饷项的措施。如：改为银九票一，银八票二等。到同治二年春季，俸饷折八成（按80%）实银发放，不搭配票钞。至同治六年，只能发半饷。随着守陵人生活状况的日益衰落，东陵守护大臣载华在奏摺中介绍守陵人生活言称：“当差苦累，亦属实在情形， ......米价日增，银价低减，非但兵役不敷养赡，即官员亦形艰窘。”这一奏摺，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守陵人的生活概况。并且一直延续到以后同治、光绪、宣统三个朝代五十多年，困境不但没得到好转，而且困难愈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