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就连江浙、闽粤这样的东南沿海地区，除了屠阿丑之乱、陈万之乱之外，大大小小的民乱也是数不胜数。
不过这一世，自从西南地区的奢安之乱平定之后，在靖南侯朱燮元的支持之下，来自四川、湖广因为天灾或者人祸而失去土地的汉人流民，开始应募前往云贵拓荒屯田。
西南地区也好，四川、湖广地区也好，自从崇祯二年以来，就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民乱。
江浙闽粤之地也是这样，在朝廷镇压了浙江的屠阿丑之乱，以及广东的陈万之乱以后，江浙闽粤地区的灾民以及无地的流民，开始大举移民东番和琼州。
更有许多粤北贫困的百姓，在两广总督府的鼓励动员之下，变卖了故乡微薄的祖业，凑上一点点船费，就携家带口地跟着出海的商船，下南洋谋生去了。
人口的流失，在籍户口的减少，固然带来了一些财税上的损失。
但是与原本历史上发生的民乱相比，这一点点财税收入上的代价，却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了。
自从废除了出海移民的禁令之后，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并没有因此变本加厉，反倒是因为这些地方陆上流民的减少，海盗活动的范围迅速萎缩，只能局限在那些孤悬海上的一些海岛之上了。
两三年来，随着闽浙粤等地累计近百万人口的移民东番与琼州，以及下南洋谋生，闽浙粤地区的天灾，虽然依旧不断地出现，但是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饥荒和动乱。
与此同时，原本在这个时期里发生在山东江淮一带的白莲教起义，也因为朝廷不断地招垦移民、鼓励垦荒，而消失不见了。
江淮本地的流民百姓，则在漕运总督袁可立的长期主政江淮之下，就地开荒屯田，淮河的南北地带、运河的东西地区，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分配给了那些开荒的流民。
沿着淮河和运河两岸的地区，也在漕运总督袁可立、凤阳巡抚杨一鹏以及淮安知府路振飞等能臣干吏同心协力的主持之下，募集流民，以工代赈，不仅疏通了常常淤积的运河，而且整修恢复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将这些地区遍布的大量河、湖、沟、渠、沼泽湿地，连接到了一起。
所以，当崇祯三年北方再一次大旱的时候，江淮地区的旱情，却因为有了这些河湖沟渠连接起来的水利设施，而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这三年来，被漕运总督袁可立持之以恒地加以推广的土豆、苞谷和番薯，不仅实现了自给，而且还有余力，通过袁可立的漕运总督府和毕自肃的两淮盐运使司的大量收购，用来送往北方，接济九边地区的军民百姓。
而明末历史上一直以民不聊生、动乱四起而著称的中原地区，也因为种种原因，使得当地的流民人口锐减，没有发生民乱。
首当其冲的原因，自然是福王府这颗毒瘤的被铲除。
老福王被赐死之后，福王府被夺爵撤藩，福王府及其舅氏郑家的七万多顷良田，在专门新设在洛阳的户部分司与河南巡抚衙门的主持下，进行了重新分配。
大量被福王府侵占了土地或者原本无地的佃户、流民们，分得了土地。
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虽然旱灾、蝗灾等天灾，依旧不断地在这个地区出现，但是分得了土地的百姓，有了土地，就有希望，并不会随随便便就造反。
另外，自从崇祯元年以来，在河南巡抚邱兆麟的力主之下，当年因为黄河决堤改道，而被淹没的豫东平原上的大量黄泛区土地，也开始募民开荒，进行耕种。
这一片广大地区，覆盖着厚厚一层干泥沙的土地，虽然种植水稻、小麦不行，但是种植番薯、土豆却是天然的好地方。
松软的沙土，充足的光照，反倒更适合番薯和土豆的生长。
崇祯三年的旱情，对于中原地区的影响虽然十分巨大，但总算没有完全的绝收。
再者，卢象升这个河北巡抚在黄河故道地区的大量招垦，也给当初那些在中原地区没有了活路的灾民，提供了一条活路。
特别是崇祯二年以来旅顺镇守府的设立，以及崇祯三年以来朝廷招垦令的发布，更是将中原地区大量破产农民和佃户等无地的百姓，给吸引到了河中和旅顺镇守府去了。
大量没有土地的人口移民离去，不仅大大减少了中原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也大大降低了这个腹心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乱的风险。
也正因为如此，崇祯三年的干旱，尽管如同历史上一样严重，从春天到冬天，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地区，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和.
但是与历史上的同一时期相比，大明朝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却极其难得地保持了一个还算太平的局面，没有再发生新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