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崇祯皇帝在与贵妃海兰珠说开了一些话之后，就派出了自己身边的亲信，即御前侍从武官杨振与邓天河，带着海兰珠与满珠习礼预备的书信和信物，在满珠习礼原来的科尔沁侍从头目哈斯干的带领下，离京公干去了。
杨振与邓天河比起崇祯皇帝来还要年长几岁，但是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侍从武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这个年轻的皇帝充满敬意。
他们两人的出身与家世，与贺赞、侯拱极这样的人比来说，当然算不上多么显赫，但是与黄得功、虎大威、猛如虎这样纯草根出身的人比起来，却也算是出身于大明朝的武官世家了。
这些出身于中低阶武官之家的年轻人，从小跟着父辈混迹于行伍之中，冲锋于两军阵前，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勋贵将门子弟来说，自是少了不少纨绔子弟的习气，多了不少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铁血豪情。
与此同时，比起那些纯草根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又多了不少来自父辈身体力行的言传身教和远见卓识，也多了一份来自祖祖辈辈的对于皇帝的忠诚。
不论是杨振在历史上的被俘不屈而死，还是邓天河在历史上壮烈战死于敌军重围之下，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崇祯皇帝将这些年轻的将领，提拔汇聚到自己的身边，并不是要把他们作为人质，来控制或者制约他们的父辈那些大将。
当然，这么做，也不只是为了打破文武殊途，提升武将的地位。
崇祯皇帝让他们跟着自己上朝也好，让他们跟着自己会见各种文武大臣也好，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一方面，可以就近随时教导，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些思路想法，培养他们的大局观，拉近他们与自己的距离，提升他们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了解京师朝堂之上的一些情况，以便于将来让他们这些人替自己独当一面镇守四方。
不能不说，这样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如果不是陆陆续续派出去的这些人，崇祯皇帝又如何能够对近卫军所辖的各镇大军，以及对僻居东北遥远的图们镇守府和西北遥远的九原镇守府、朔方镇守府完全放心呢？
让这些经过自己的观察，并从自己身边派出去的武将，直接担任一方镇守，总比派一些太监去当监军好上一些吧！
因为这些从自己身边出去的武将，不仅拥有武将的身份，而且也拥有武将的眼界与威望，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忠诚，对自己思路的了解，以及自己对他们的信任。
这样一来，君臣互不猜疑，自然更有利于他们这些人将来在外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就在崇祯三年最后一个月的月初，即腊月初二的清早，杨振、邓天河以及哈斯干等人，带着恒兴公司由百余头骆驼和骡马促成的商队，从张家口出关北上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要顶着塞北凛冽的寒风，一路往北，途径已有官军驻扎的张北堡、平定堡，还有多伦部的多伦诺尔城，直到抵达西拉穆伦河的上游，然后转往东去，沿着西拉穆伦河冰封的河面往东，直到在抵达库伦堡之前，再转道往北。
最终在哈斯干的带领下，前往科尔沁左翼蒙古人驻牧的查干浩特以北地带。
崇祯皇帝之所以让他们走这条路，而不是走别的路，比如说通过古北口，经热河、乌兰哈达或者营州（三座塔，即后世辽宁朝阳）北上，就是希望与科尔沁联络的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尤其是在这件事情办成之前，知道的人越少，阻力就越小。
崇祯皇帝倒并不是担心自己派人联络科尔沁左翼蒙古人的事情，被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打听到。
这样的事情，若是被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打探到了，或许效果会更好也说不定。
当然了，以如今大明朝对后金国的封锁举措，以及大明jūn_duì 在塞北的苦心经营，建虏后金国的探子们真想要打探到这个消息，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崇祯皇帝所担心的，其实还是大明朝朝堂上那些喜欢吹毛求疵的清流文官们，特别是都察院、六科廊的那些御史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