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墙上展示的只有画芯的三分之一，五十多公分长，现在全部打开，变成一幅精彩的长轴。
整幅画，高约三十二三公分，长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画作主体，约一米六，还有一部分是接裱的各类题词，约一米左右。画幅和题表上，留有十多枚收藏印和鉴赏印。
这哪是什么《松壑图》，而是马和之《诗经图》中的一幅，名叫《崇丘》。
宋高宗于临安重立宋庭，苟且偷生，为挽回朝野官员之心，特意甄选诗经名篇，重编《诗经》三百首，宋高宗选篇，宋孝宗手书。
之所以选择《诗经》，一方面是《诗经》及其注疏为儒家经典文本，重编《诗经》显得重视儒家经典教义；另一方面，高宗通过此对孝宗传达某些政治上的期待——与文人志士共治诗经盛景！
因此，宋孝宗敕令马和之绘《诗经图》。
马和之的一生画了多少幅《诗经图》，后人已不得而知。
不过，据卢灿所知，存世的马和之《诗经图》有《唐风·椒聊》《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鹿鸣之什》《豳风九晟》《唐风·绸缪》《唐风·无衣》《唐风·羔裘》《唐风·有杕之杜》《唐风·扬之水》，合计九幅，散落在全球各大博物馆中。
没想到，自己还能找到第十幅——眼前这幅画是诗经图中的《小雅·崇丘》。
着实没想到！
卢灿大喜过望！不仅仅因为这幅画是马和之的传世名作，更因为这幅画的主题，也许对破解《崇丘》这首诗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这一谜团，有所帮助。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最早《诗经》版本，有篇名的诗，一共311首。实际上，既有篇名又有文辞的诗，只有305首。
那另外六首呢？
《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南陔》﹑《白华》﹑《华黍》，“南有嘉鱼之什”中的《由庚》﹑《崇丘》﹑《由仪》六篇，只有篇名，没有文辞。也就是说，只有名字没有诗句！
后人因为这六首诗，究竟有没有文辞，争论两千年！
东汉儒学大家郑玄认为，应该是有诗句的，他的理由是“孔子读《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并因此认定，“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也就是说，郑玄认为诗句肯定有，孔子读过，之所以现在没有，是战国末期的战乱以及秦国的焚书坑儒所导致。
同样在汉代，却有人不这么认为，而且很权威。
汉代传授《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大家族。其中毛家的传人，西汉毛苌所编撰的《毛诗·序》中认为，“盖武王之时，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换而言之，毛家认为，这六首本来就没有文辞，它是专门用来命名“吹笙”所使用的乐曲，有曲无唱词——《诗经》的本质是一本歌词！
《毛诗·序》将这六首有名无词的“诗”，归类为“笙诗”。
后世因为这六首有目无诗的“诗”，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未曾停止过。
总体上，“笙诗”派，略占优势，但是“亡佚”派，势力也不弱，譬如晋朝文学家束晳不仅坚持有文辞，他还自己“创作”了六首补上；又如宋代黄庭坚，也写过“儒馆无他事，作诗配崇丘”；朱熹也认为“崇丘之失，无以极目”。
画作的左边部为题签，瘦金体“崇丘”二字。
题签与画芯之间，连着两枚朱红大印，分别是“睿思东阁”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印，最早是宋徽宗曾使用的宝玺。临安宋建立之后，宋高宗建立“睿思东阁”专门用来收藏各种文书、画作。
再往下，是“缉熙殿宝”大方形印一枚。这是宋理宗时期，内务府所用的收藏印。
这三枚大印证明这幅画出自南宋宫廷，确凿无疑，并且在宫廷流传的时间还很长。
原本被遮掩的左部，是五位士子围坐一座石台，或执卷读书，或眺望远山，呼应“崇丘”之主题——所谓崇丘，《毛诗》的解释是“万物得极其高大”，意指“笙”调要高。用画笔来体现，无疑是“魏巍之高山”！
画芯中部，就是魏巍山体，丛林密布。
画芯右侧被压住部分，则是山脚一弯溪水，还有两个人物，为牵马的马童和骑马的士子，士子抬头看山，童子低头望水。上方则是大面积留白，这才符合中国画的特征。
整幅画，马和之的“柳叶描”特征，非常明显。
他用一组或正或反的抛物线进行人物造型，营造出风由下而上飘扬飞荡的视觉效果。
皴与皴之间的连接并不紧密、结实，常有“意到笔不到”的虚空，让画幅中的人物、树木，甚至河流，变得灵动而摇曳，仿佛这种飘摇之风再猛一些，卷轴上浓墨、淡墨聚成之点、线就会随风散去。
与之相对应的是，层层披皴所堆积的山体，在这种“摇摆”中，被衬托得异常稳固坚实！
动与静的结合，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