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子怡今年三十六，讲得一口地道的京腔。
原本是纳德轩乐古道店副经理，安德烈被委任为德银投资总裁后，詹子怡能被调派来京城担任京师分公司经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詹子怡祖籍京师。
他的父亲是京城人士，后外派香江招商轮船公司上班。詹子怡十六岁时，随家人迁至香江。可是，前几年他父亲退休，又选择回京师养老，因而，他来京师任职，算不上外派。
“老詹，一起去吃点宵夜？”卢灿指指厨房方向，笑着邀请。
“好啊。”詹子怡也不推辞，笑道，“东区厨房还有二两装红星，卢少要不要来一瓶？”
东区厨房，负责的是公司日常餐饮，在四合院外的东路，有点远，卢灿摇摇头，“算了，明天再喝吧。对了，你怎么扫听到我来的消息？”
“我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徐奉那边要用，刚忙完正准备回家，听人说你过来了，这不就来看看嘛。”詹子怡摊了摊手，笑道。
“辛苦了，可没加班费给你哟。”卢灿调侃一句，两人笑笑过后，他又问道，“是三总附属产业重组？有眉目了？”
“徐奉那小子消息灵通，他说，‘利改税’文件差不多成型，国家决定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两权分离、政企分开，三总需要职业化运作，所有附属产业剥离，划归到计划委名下，实施股份制企业化运作，最迟在今年年底，能完成编制规划改革。”
这段话充满了时代特色。
“利改税”是中国当代经济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彻底改变过去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大部分利润的做法，而是将其改为“征收所得税”。
换一种说法可能更好理解它的意义：在五六七十年代，国营企业其实更像一种“铁饭碗”性质的特殊国家机构，由于“利改税”的出现，让这些机构变成自负盈亏、上缴税收的“国营公司”。
有关“利改税”的推进过程，并非突然性的。
1979年改开，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提议，进行可控性的税制改革。1981年，国家在多个地区进行试点；1982年12月，国家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专门提出“三年税改”的目标。
1983年，第一批“利改税”目标确定，那就是三总附属产业的重组与改制。
什么是“三总”？就是指“总装、总后、总……”
在过去，有着众多的国营企业挂靠在三总名下，现在，这些附属企业都必须被剥离和重组，划归到国务院计经委名下，也就是国资委前身。后世多个着名的产业集团，都是在这一轮东风中诞生，譬如中航工业、保商利集团、中船重工、中核工业等等。
因为外汇的高度短缺，这些拟组建或正在组建的未来巨无霸，都悄无声息地撕开一个口子，那就是吸引一定份额的境外投资，促进外汇的流入，以便于引进各种境外设备和科技。
这就给卢家资本带来绝好的机会。
以上这些都是徐奉打探到的消息，你让卢灿怎能不重视徐奉的存在价值？
饭堂内厅，桌子上放着两碟卤肉拼盘，一叠八宝菜，还有一叠糖蒜。
孙瑞欣的筷子上挑着面条，一根根被吸入粉红的嘴唇中，她的注意力明显不在食物上，而在很认真地听着卢灿与詹子怡的对话。
国内的变化，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个盲点，孙瑞欣也是如此，但是，偏偏国内又是她最为看重的，由不得她不去认真倾听。
其实，卢灿对于八十年代改开发展过程中的细节，同样也不熟悉，他最多只是知道大趋势，因而，在委派京师分公司经理一职时，就考虑过“汇报京师动态”这方面的需求。
詹子怡的父亲，退休时级别不高，不过，人面关系不错——很多京师朋友希望他父亲帮忙办理“单程证”——这又是一个时代名词，即申请前往港澳定居的通行证。
有了这一层关系网在，詹子怡不愁打听不到消息，因此，他才能得以脱颖而出。
两年多来，他做得还不错，为卢灿的北上政策摸脉，提供相当多的参考与建议。
“老詹，我准备筹组成立德银投资京城办事处，想听听你的意见？有冇风险？”卢灿吃完面条，随手扯过一张纸擦擦嘴。
詹子怡也停下筷子，“您是想成立办事处，管理国内投资？”
见卢灿点头，他接着说道，“这就涉及到金融投资……这方面的难度不小。要不……我建议您成立一个代办处吧，代办处肯定没问题。”
办事处与代办处有区别吗？
卢灿没太听懂，詹子怡的解释，让他明白，二者的区别大着呢。
办事处，是一个区域的事务处理中心，虽然不是经营性的机构团体，但它也是独立的金融个体。这不符合国内金融管控政策。
真实的历史上，国内金融方面管控，一直到1993年《公司法》成立，才有所松动。
代办处就不同了，它属于“委托办理”，也就是其它公司在帮助“某个金融机构”代理相关业务，不存在金融个体，自然也就规避了法律风险。
那有人要问，纳德轩珠宝京城分公司……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