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矛头指向赵龙，警方发出协查通告。不久，建化小区居委会传来消息称，一名可疑男子出现在建化小区甲四栋三〇一房间。很快禁毒特情也反馈给古川，说赵龙在老建化厂附近活动。汇总两条消息后，古川判断情况属实。
老建化厂早已搬走，留下的只有建化小区。建化小区眼下也是一个几乎废弃的待拆小区，没多少住户。赵龙租住的甲四栋三〇一室是建化厂公房，目前在房管所名下，没有自然人房主，估计赵龙是撬开门锁后私自进入的。
刑警队开始在建化小区布控，刘茂文安排古川和另外两名民警蹲守，古川建议联系建化厂保卫科和街道办事处，多叫点儿人手。刘茂文夸古川想得周到，让他去联络。古川跑到桥北社区居委会联络，却被告知社区民警陈梦龙交代过，不让外人掺和警方的这次行动。
古川有点儿懵，不知道陈梦龙是什么意思。他问陈梦龙，得到的回答很官方也很硬——居委会干事不是警察，拉他们来做事，出了事谁负责？古川再找刘茂文反映，刘茂文说自己来协调，但协调来协调去，并没能协调来任何帮助。而古川这边一行三人在建化小区蹲守了十几天，最终也没见到赵龙的影子。
行动一无所获，刘茂文啥也没说，古川却憋了一肚子气。收队当晚，古川把之前给他情报的禁毒特情喊出来问话。特情无奈地告诉古川，早在他们布控的第二天，赵龙便收到消息离开了南安。古川质问他为何不早说？特情也是一脸委屈，说这都是听来的消息，谁也不知道真假，万一赵龙当时没走，事后警察不还得找自个儿麻烦，弄不好再把自己当作同案犯，到时找谁说理去。
警察与特情本就是相互利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关系而已，收益不变的前提下，没人愿意多冒一丝风险。古川理解禁毒特情说的话，但他想不出赵龙是如何得到警方对其布控的消息的。对于此事，特情的话给古川提了一个醒。
“桥北的陈警官好像认识赵龙。古警官，照理有些事轮不到我嚼舌，但你是个好警察，我想给你提个醒。这边很多‘卖货的’都认得陈警官，不少人喊他‘龙哥’。”
特情的话点到即止，但古川是个聪明人，听得后背有些发凉。他想起之前谢金也说过类似的话。
但这件事古川没跟任何人提起。特情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这是上班之后古川总结出来的经验。
赵龙跑了，带来了三个结果。一是谢金头一回对古川发牢骚——当然这顿牢骚的表面目标是刘茂文和杨所长，古川只算是个听众；二是古川开始防备陈梦龙，有意无意间打听一下陈梦龙和桥北道友圈的关系；三是一个月后，山城分局开始针对桥北地区开展打击毒品专项行动。
“看出谢总的势力来了吧？一起案子就能让分局搞一场专项行动，他平时那钱还真不是白花的……”刘茂文这话说得有些阴阳怪气。这也难怪，古川听说赵龙的案子黄了以后，刘茂文作为主要负责人挨了市区两级领导的骂。
专项行动的牵头方是山城分局，行动开始前分局开了几次动员会，古川参加了，但听出领导的意思还是新城北路派出所当主力，其他单位打配合。分局这样安排虽是甩锅，但也合理，毕竟桥北是新城北路派出所的地界。分局辖下七个派出所，平时各管一块，谁也没有指挥别人给自家干活的权力。
秉承分局行动精神，新城北路派出所也制定了具体行动细则——派出所刑警中队与社区民警“一对一结合”。所里开完会，副所长刘茂文把古川叫到办公室，干脆让他主要负责这次针对桥北的专项行动。
“前几次会你也参加了，领导说了，咱是主力，其他单位‘打配合’。中队就这几个人，不可能全都沉到桥北去。我想了一下，还是你去吧，好苗子，锻炼锻炼以后肯定要接班的。放心，你只负责摸情况，后期需要抓捕、做材料、办手续啥的，我们一起来。”刘茂文一边踢皮球一边给古川戴高帽，由不得他不同意。
古川心里觉得好笑，分局甩锅给派出所，派出所甩锅给刑警队，刘茂文那么精明，当个二传手又把锅甩了出去，看来最后接锅的是自己。不过转念一想，因为父亲当年牺牲在桥北，他一直对这片区域有特殊感情。即便刘茂文不把皮球踢给他，他也想去掺和一下。所以古川应了下来。
“桥北那边情况很复杂，你虽然转到刑侦岗位有个两三年了，但还算是个新人，弱点是社会关系和信息源有限，有些情报可能需要你亲力亲为。但这样也有好处，你没有历史包袱，不用顾忌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记住一点吧，摸情况归摸情况，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被外界因素左右。判断不了的，直接联系我或者杨所长。”最后，刘茂文突然一本正经地冒出这么一句。
离开刘茂文办公室后，古川还在想这位顶头上司最后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历史包袱是什么？不必要的事情是什么？外界因素又是什么？但很快他就放下了这些疑惑，因为摆在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跟那位“混驼子”“浑不懔”师兄合作。
共事四年，古川已经很了解陈梦龙的做事风格了，压根儿不指望他能做什么事情。他明白，说白了，自己这次就是来给陈梦龙擦屁股的。陈梦龙对古川的到来没表示欢迎，也没表示不满，古川已经习惯了。摸排开始后，陈梦龙也的确没让古川失望。古川独自在桥北摸排吸毒人员，忙不过来时叫陈梦龙帮忙，陈梦龙总说有事，让古川去居委会找治安干事协调。起初治安干事还算积极，但时间一长便有了意见，说这本是警察的活儿，自己在居委会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此外，治安干事说那些吸毒人员睚眦必报，自己不是警察身份，总担心遭到他们报复。
思来想去，古川还是得去找陈梦龙。但那段时间陈梦龙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早上在所里点个卯就出门，一天都不回来。打电话问，他就说“在做事”，具体在哪儿、做什么事也不说。好不容易值班时逮住他，想聊几句专项行动的事情，他听得很认真，还有模有样地“指点”古川做这做那。但古川一提让他干点儿啥，陈梦龙便要么哼哼哈哈，要么眼珠子一瞪，说：“你要指挥我？”
古川急忙说：“不敢不敢，陈警官是前辈，我哪儿敢有那种想法。”
陈梦龙有一万个不愿干活的理由，但没有一个可以说服古川，因为那段时间古川经常在桥北见到陈梦龙，有时在麻将馆里，有时在茶室，有时在他警务室隔壁的“陈香饭店”，甚至有时在马路边。陈梦龙跟不同的人打麻将、喝茶、吃饭、聊天，或者一个人溜达，就是不干他该干的事情。
指望不上陈梦龙，古川觉得还不如去找谢金。他联系谢金，希望对方能够提供一些桥北地区涉毒人员的情报。谢金接到电话没有推辞，说这几年桥北道友圈确实不像样子，早该扫一扫了，让古川抽时间来宇泰物流一趟，见面聊聊。古川很高兴，只是谢金嘱咐他说“自己过来就行”时，感到有些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