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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 / 2)

二〇一〇年,古川到新城北路派出所报到时,所长还是之前接待过他和母亲的胖胖的老杨。


老杨对古川的到来并不惊讶,见面时只是轻轻拍了拍古川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从听到他入警消息的那天,新城北路派出所便做好了接收他的准备。古川立刻明白了老杨的意思,便故意苦着脸说自己不能碰父亲的案子,因为不合规矩。老杨却笑了笑,说规矩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古川稍稍一愣。


新城北路派出所分配岗位时,古川申请当刑警,老杨没同意,让他先熟悉辖区状况。于是古川在河西社区干了两年片警。在那里,他和陈梦龙正式成了同事。


古川对陈梦龙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陈梦龙是古建国的徒弟,以前没少往师父家跑,也经常给他这个“小师弟”带些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幼年对某个人形成的印象往往能够左右成年后对此人的评价,因此古川对陈梦龙有种打心眼儿里的亲近。但另一方面,陈梦龙与刘三青的关系又让古川对他有种莫名的抗拒感。


古建国牺牲后,陈梦龙来过家里几次,但都被母亲拒之门外,之后便不再登门拜访了。懂事后古川才明白,那时母亲是把对公安局长期抓不到刘三青的怨恨发泄到了陈梦龙身上,但他又觉得即便这样,陈梦龙也不该就此跟自家划清界限。


此外,那时陈梦龙已年过四十,差不多是古建国牺牲时的年纪。按道理南安市局的警察做到这个年纪起码该是个副处长,但陈梦龙依然只是个普通民警。要知道,古建国牺牲时陈梦龙已经是分局刑警大队正科级大队长,古川搞不明白,陈梦龙为何干了一圈又干回了原点。


那时陈梦龙是新城北路派出所桥北社区片警,被所里同事私下叫作“混驼子”和“浑不懔”。古川知道这两个称号的含义,所谓“混驼子”,就是本着“不犯错、不惹事、不干活”的原则在单位混日子;而“浑不懔”则是拥有见人咬人、见狗咬狗的性格,根本没法相处。古川不知道陈梦龙为啥混出了这么两个称号,记忆中的陈梦龙并不是这个样子。同事大多不愿和陈梦龙打交道,关系好的同事则劝古川离陈梦龙远点儿,“别被他咬着”。


陈梦龙对古川的到来没表现出喜悦,相反,他对这个自己几乎看着长大的师弟表现出的是距离感和冷漠。平时陈梦龙不怎么搭理古川,除了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必要交流外,基本不和古川接触。


片警除了管好自己的片区,还要负责派出所日常接待处理警务工作。新城北路派出所分成四个值班组,古川和陈梦龙被分到了一个组。也是从那时开始,古川对陈梦龙的所作所为有了意见。


加班和备勤是一线警察的工作常态,但陈梦龙是个例外。他每天下午五点半坐在一楼大厅读秒,提前半分钟离开值班大厅钻进车里,当秒针指向“十二”时,陈梦龙的蓝色高尔夫轿车刚好驶出派出所大院。而值班时他则躺在大厅后面的备勤室床上玩手机,一玩一整天。


“陈梦龙,你上过高中吧?记得历史课本上有张清朝人抽大烟的照片不?中间一盏烟灯,旁边躺着个人,手里攥着烟枪。你就跟那人一模一样,只不过烟灯换成了插排,烟枪换成了手机!”值班时杨所长到备勤室检查工作,每次看到陈梦龙躺在床上都要发几句恨铁不成钢的牢骚。但陈梦龙并不生气,顶多换个姿势继续躺着。


古川不满,倒也不完全是因为看不惯陈梦龙的态度,主要还是从实际工作角度来看。他和陈梦龙同组,班组工作总量是一定的,陈梦龙消极怠工,古川就得分担他那部分工作;陈梦龙平时快活潇洒,古川就得当牛做马。


陈梦龙在所里没朋友,平时独来独往,也很少跟人说话。他的爱好是玩手机和上网,值班大厅有台电脑,值班时陈梦龙除了在备勤室躺着,就是从早到晚霸占那台电脑。有同事要用电脑登记信息,他便把人赶去隔壁的信息采集室。


“这家伙有病吗?值班电脑只接公安内网,又上不了外网,他从早到晚看个蛋啊。”被赶走的同事总要背地里骂他两句。


不值班时陈梦龙便躲在他负责的桥北社区警务室里不知干些什么。古川负责的河西社区与桥北社区相邻,面积不大,局里要求社区举办群众活动时古川经常去找陈梦龙,一来想跟他叙旧,二来希望两个社区能够合作。但陈梦龙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致,一听“群众活动”就摇头,说局里“吃饱了撑的”。他的兴趣完全放在桥北一家名叫“宇泰物流”的企业上,隔三岔五就去找宇泰物流老板喝茶。


古川知道宇泰物流公司,因为老板就是谢金。


古建国牺牲后,谢金和古川mǔ_zǐ 走得很近,古川一直喊谢金“谢叔”。


虽然谢金当年不是警察,但算是父亲的战友,而且目睹了父亲的牺牲,古川有关父亲最后时刻的记忆基本来自他的回忆。古建国牺牲后,谢金对古川一家一直很照顾,逢年过节或是古川家有什么事情时,谢金夫妻总会出现。时间一长,两家便像亲戚一样走动着。


至于谢金如何从汽车运输公司保卫处处长成了民营企业宇泰物流的老板,古川之前从母亲那里听过一些说法。


谢金的父亲退休前曾是南安市领导。谢金刚参加工作时在公安局禁毒支队,后来被父亲调去了运输公司保卫处。因为那个年代机关单位比不上国企,谢金在公安局拿死工资,而运输公司当时是市里效益顶好的企业,每年有奖金,事情也远没有公安局繁杂。


但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汽车运输公司效益急剧下滑,到一九九九年时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同年,公司接到了上级准备对其进行破产改制的通知。当时大多数干部职工开始外出自谋活计,只剩谢金带着几个保卫处干事“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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