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经世致用也好，还是格物致知也好，实际早就在儒家文化中存在，也早就有人论述提倡、推行。
但是作为一个校训，大整旗鼓地倡导和落实到教学中去，这个岳麓书院属于首创，在当时首屈一指。
单就格物致知来说，毕竟纯理论的内容和做法多些，但是经世致用就不同了。
经世致用，实质上是把格物致知所总结出来的的东西，规范化以后，用来经营他们所面临世界的各项事务，也就是世间发生的所有一切！
凡是他们所面对所要做的事情，都需要经营！
所谓经营，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反过来指导这个世界中各项事务的运行。
能不能运行成功，很大程度在于是不是按照规律去做，不按照规律，瞎干一气，自然是肯定失败。
但是，这里隐含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是正确的。
而这个正确的规则是哪里来的呢，是格物致知的结果。
但是，谁能保证格物致知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没有人！
甚至连这个结果是否正确，都无从得知.
所以，经世致用又是检验格物致知结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
也就是说，要想保证格物致知的正确，必须经过经世致用的严格检验。
因此，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原则，也在绝大多数场合被人们认为是毫不相干的原则，实际上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
进一步分析，就知道二者是互相依靠，互相提供服务的！
没有经世致用的需要和目的，格物致知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知道一些东西而去格物，那么这个原则就成了当事人的一个小小的宠物，其成败得失就会无人关心，对社会也毫无影响。
因此，格物致知必须为社会所用，就是经世致用。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如果没有格物致知所总结出来的结果作为指导，就成了瞎子走路，没有目标，不知道如何行走。
没有目标的行为，简直连动物都不如。
动物的所有行动，还都离不开自然本性的驱动。
人的行为，没有明确的、合宜的目标，甚至脱离了自然本性对他的约束。
哪怕造反的农民，也都给自己的造反行为找一些理由，何况更有理智的人，更何况最有理智的文人！
因此，这些自我约束力特别强大的文人之一举一动，都必须有格物致知过程中得出的认识成果做为原则约束。
直接地说，经世致用必须后于格物致知；当然实践中，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过程。
因为这个关系，二者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根基，也为对方提供永不枯竭的活力！
而在具体推行经世致用方面，丁善庆和曾国藩互相支持，相得益彰！
对于曾国藩来说，治理国家，是最大的经世致用！是最富挑战性的经世致用！也是最敏感的经世致用！
这个方面弄得好，可以升官发财；弄得不好，就会倾家荡产，甚至人头落地！
对于曾国藩来说，他的生活就是如何当官！
因此他对格物致知的依靠，在程度上高于任何人！
而丁善庆，虽然也当过跟惯例知识分子有关的官，但是基本上是一个纯学术型的人才，因此他可以在格物致知方面，取得成绩，也就是达到前人没有达到过的高度！
这些成果，当然他很愿意提供给曾国藩去使用，去检验。
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在官场或者其他场合去实验。
经过检验正确的东西，他才放心地用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