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最后一天，杨恪应邀去了某位投资人新开业的夜店。
他本想留在办公室工作，但合伙人翟迪敲开他办公室的门，半劝告半威胁地把他拉出了公司。
夜店氛围是杨恪不太喜欢的那一种，音乐太强烈，人也太多。
他和投资人聊了一会儿，上楼去声音小一些的二楼卡座，喝了半杯酒，看了几次手表，正打算找借口早些离开，忽然有一位漂亮的女士坐到他身边，问他是否是一个人。
他礼貌地和她聊了几句，请她喝了一杯酒，但婉拒了跳舞的邀请。
女士离开后，翟迪搂着女友走过来，对女友调侃杨恪：“难得有人敢搭讪你，还不好好把握。”
杨恪喝了一口酒，没有回应他的玩笑。
“杨恪喜欢什么类型？”翟迪的女友很友善地问，“我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
翟迪叹了口气，道：“算了吧，他就——”他顿了顿，还是选择了没有接着往下说。
翟迪的女朋友还带了几个闺蜜来，几人下舞池跳舞了。翟迪没有去，陪杨恪坐了一会儿。
翟迪是杨恪的大学同学，和杨恪同为兄弟会成员。毕业后一起创办公司，算得上杨恪的朋友中对他的私人生活了解最多的一位。
喝了一会儿酒，翟迪突然开口说：“前几天李律师约我见了个面。”
杨恪没动，他又说：“他让我来劝你，不要试探信托法的底线。不过我说你什么都没和我说过，也不知道怎么劝。”
“我没做什么。”杨恪确定地告诉翟迪。
“无所谓，”翟迪耸耸肩，“你别惹来官司就好。”
“我不会。”杨恪说。
翟迪“嗯”了一声，和杨恪碰碰杯，沉默几秒，又按捺不住好奇似的，问：“郁知年回国多久了？有没有半年。”
“忘了。”杨恪简短地说。
“他真的没再来找过你？”翟迪又问。
杨恪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回答：“没有。”
楼下的dj播了一首没那么激烈的舞曲，四周安静了少许。
“其实，”翟迪沉默少时，对杨恪说，“郁知年刚走的时候，我以为他在欲擒故纵。他大学追你追得那么紧，好不容易和你同居，突然放弃，于理不合。”
“但是他主动走了是好事，”翟迪忽而开始劝告杨恪，“千万不要觉得婚姻不重要，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还是很痛苦的。”
杨恪没有对他的感慨发表意见，兀自喝酒。
翟迪大概在楼下就喝了不少，酒兴上头，话变得多起来。
他和杨恪追忆大学时代，例数他记得郁知年做过的那些让他觉得病态的事，认为杨恪没报警，不申请禁止令，郁知年已经应当感恩。杨恪均未作答。
又一杯酒后，翟迪话锋一转，问起杨恪杨忠贇遗产的事。
他说李律师对这件事的细节讳莫如深，并没有和他详说，不过或多或少还是透露了一些关键信息：“我听他的意思，郁知年要想拿到遗产，是不是只能通过和你结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