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北宋官员而言，这统计学并不陌生，就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也通过观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财务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设计这青苗法。
再比如说范祥的盐法，也是通过统计，知道在盐价低于每斤35钱时购进，高于每斤40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
只不过王安石他们的统计相当糙。
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执行的时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没有出现京东东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种两季，故此大多数百姓是及时还钱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调查，就是仅限于江南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北方和南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司马光、苏辙都曾对此提出质疑，但是王安石没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们的统计，是仅限于自己的观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服众，你有你的观察，我有我的观察，中国这么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最为关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统计学，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违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包括范祥、薛向，这些颇具经济才华的官员，他们在朝中都没有什么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弹劾。
因为大家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谈经济，你偏偏要谈利益，那就显得格格不入。
张斐显然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他永远是将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诚信之上，主打其实还是道德。
这跟王安石、薛向他们其实是很不一样。
王安石他并没有很好得掩藏，自己为国敛财的目的。
还是青苗法。
收两分利，而且一年还分两期，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这跟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管是司马光，还是苏轼、苏辙，都认为你这利息太高了，要说你不是为国敛财狗都不信。
张斐就不这么干，我先免你们的交易税，再收你们的仓库税，主打一个公平。
他往往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而王安石是从未占据过道德制高点。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解释，永远都是，地主收那么高，我才收两分，我不是为民着想吗？
但这个理由，经不起推敲，因为不是每个地主都收那么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这一点抨击他。
不够细致。
但张斐还主打一个细。
当富弼他们看到张斐呈上的调查报告后，不禁都是瞠目结舌，更不知该如何应对。
与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细致。
虽然这上面只是酒税的对比，但一目了然，让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两地百姓的生活水准。
过得一会儿，富弼突然抬起头来，向张斐问道：“根据你提交的这份证据来看，这酒税的调整，还涉及到酒类的不同。”
张斐点点头道：“正是如此，调整酒税主要是为调控粮食，公平起见，非粮食酿造的酒，自然不应该给予增税。
而目前市面上酒类所需粮食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众所周知，果酒所需的粮食是极少的，甚至没有。
如果为求调控粮食，而针对果酒进行增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河中府在调整酒税第二年，关于酒税的收入，就立刻恢复，原因就在于，酒户开始大规模酿造果酒，从而避免负担更高的酒税。
好处就在于，使得粮价趋于稳定，也能够让官府购买更多的粮食。同时，关于酒税的收入，并没有持续走低，又维持到平均水准。
这还是一个例子，中间还有很多细分，以粮食为准，根据酿酒所需粮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税。”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但见那些商人是一个劲地点头，对此似乎非常满意。
这确实非常公平。
你既然说增加酒税的目的，是为调控粮食，那跟我果酒有毛关系，如果增加果酒的税，这显然就说不通，一份完善法案，必须要在逻辑说得通。
这也是王安石不足，他绝对不会细分，肯定是针对所有的酒收税，司马光肯定会就这一点，抨击他的政策。
能够打败司马光的，唯有比他更细。
现在司马光望着那份数据，已经陷入学习当中，这份数据为他打开一扇窗，将来又可以从哪些角度，去反驳王安石的新政。
赵拚突然问道：“在你们检察院的这份法案中，虽然放开酒曲的限制，但是酒户还是需要从官府那里获得酿酒资格？”
“是的。”
张斐点点头道：“因为放开酿酒的限制，不等于是放开规范，我们必须要保证客户的正当权益。
官府应该将责任，放在酒的品质上面，确保客户不会喝到被稀释的酒，不会喝到有毒的酒。
而且，当出现这种事后，公检法能够准确地找到负责人，如此就能够为那些客户讨回公道，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当然，这也能方便管理，至少税务司也不用每家每户地去观察，他们有没有在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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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拚又问道：“会不会有人利用这个限制，去对酒户敲诈勒索？”
张斐摇摇头道：“我们其实不担心，有人借用这一点，去对酒户敲诈勒索，因为里面会包含详细的申请规定。
如果你遵守了规定，又拿不到资格，你可以提起诉讼，这就是我一再强调，不要去畏惧公检法，诉讼是在扞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与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也在国子监的教室里说到过，如今正在一步步实现。
唯一值得担心的是，就是有人弄虚作假，给予那些本不够资格的酒户酿酒资格。关于这方面，检察院、警署都会进行相关抽查的，同时酒户也会相互监督。河中府就有酒户检举过其它酒户。
其中一旦有人弄虚作假，伤害的就是那些正当酒户的权益。”
赵拚稍稍点头，心想，这小子比我们想得还要周全。
富弼接着道：“张检控可有考虑到，榷酒制和榷曲制，同样也涉及到不少人的权益，比如曲院的酒匠，如果改为酒税制，那这些人又该怎么办？”
张斐道：“关于这一点，下官认为朝廷可以去参考河中府的一些政策，河中府当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朝廷长期施行榷曲制，使得许多酒楼就缺乏熟悉酿造酒曲的酒匠。
因此河中府在改革酒税的时候，是将当地的曲院拆分开来，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的商人合作，成立一个个酿曲作坊。
当地的酒匠并没有因此丢失生计，反而赚得比之前更多，他们的工钱至少翻得一番。”
富弼问道：“可是在你的法案中，并未提及这一点。”
张斐回答道：“因为这完全是属行政政策，我只能提供一些证据，一些建议，但不能写入法案中。”
富弼沉吟片刻，心道，看来目前为止，还是只有他真正能够做到政法分离。又道：“你方才提到提举常平司通过解库铺与当地商人合作，这与榷曲制又有何区别？”
张斐回答道：“一个是行政司法规定，遵循的是朝廷政令。而令一个是商业契约约定，遵从的是契约原则。
“就算如此。为什么提举常平司不直接与商人合作？”富弼又问道。
张斐回答道：“因为如果一方是官府，而另一方是民间作坊，直接合作的话，这会令商人感到不安，因为双方的地位本就不平等，这是很难成功的。
但是通过解库铺与商人合作，就变成商人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将遵从契约约定，公检法也是能够更好地介入。
而这在份约定中，提举常平司并没有决策权和管理权，就只是享受盈利，真正去运作这个作坊的还是商人，而且是允许其他人商人与之竞争的。”
富弼又问道：“既然你认为，朝廷在酒制方面，应该是以收税为主，那为什么还要让提举常平司掺合进去。”
张斐回答道：“富公似乎对此有所误会，不是我允许与否，我没有这权力。提举常平司为什么不直接与商人合作，那是在于他们自己认为这做不到，没有商人敢与他们合作，而不是我们公检法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下官虽然身为河中府的大庭长，但没有这方面的权力。
当时的具体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河中府酒税存在着很多问题，是非常腐败，导致百姓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于是下官基于法制之法，扞卫国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从而规范了契约原则，商税则例。
然后提举常平司根据皇庭颁布的法律，做出这方面的调整。
当时官府那边既得顾忌那些酒匠的生计，又希望财政继续增长，当然，如果在坐的各位认为，这么做是官府不愿意放弃酒曲的利润，也不能说是错。
总之，基于这些原因，他们才会决定通过解库铺与商人进行合作。
我们河中府皇庭无意干预，官府怎么运作。再说回这个法案，检察院方面只是要求改为税制，只不过富公方才提出这个问题，下官就只是拿河中府为例，因为河中府政绩非常不错。
如果朝廷有更好的办法，也是可行的，这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