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新吞河北，仍待休养弥合，当下未必有心图谋江东。所以唐主才会归还南川、换置广陵，虽然危情未增，但困势更强！”
听到沈恪说眼下唐国策略还在虚与委蛇，众人忍不住暗暗松了一口气，对他们而言只要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那就还不必太过担心。
可是这一口气还没有松太久，沈恪下一番话却又让他们满脸愁容起来：“唐国甲兵虽然还未大举过江，但其谋略却已经深覆吴乡！当下行市布贱如土，谁家又不是堆积如山？东阳之布随船北进，入京之后时价尚且不抵埭程航资！
江北豪客虽无寸土寸业于我乡里，但却能够大索我乡里资财！乡里小儿尚浮华而轻资业，捐尽家资竞买虏货。今我吴人欲买虏货，陌钱布匹俱难入市，唯典尽三吴物华，方能得其二三当十！返输乡里，人又相竞，不消数年，民力尽毁，民财尽矣！”
沈恪这一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持续数年的侯景之乱给江南民生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各种生产活动几乎都停滞下来，好不容易等到动乱结束，本来应该快速的恢复生产。
可是，南陈在残梁这个烂摊子上建立起来，陈霸先立国前后都在忙于应付外部的挑战与内部的动乱，民生经济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程度的创建。这意味着江东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仍然掌握在那些豪强权贵们手中。小民连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没有，又谈何恢复生产？
因为豪强权贵们在动乱过程中又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料，所以社会活力的恢复节奏、以及向什么方向发展，他们便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之前李泰向南陈提出开启互市，一方面是给山南各种产出寻找一个市场销路，加强区域之间的互动，一方面也是希望大量基础的民生物资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涌入江东，有助于改善江东的民生状况，使江东社会能够快速恢复活力。
但很多时候，一个社会整体性的反馈往往不会以设计者的初衷为准则，尤其如今大唐还没有掌控江东，是在通过商贸的方式进行间接性的影响，这当中难免就会发生一些不可控制的变量。
众多商品的涌入固然是大解江东物用匮乏的燃眉之急，但这也让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豪强权贵们不再热衷恢复生产，像是建康周边那些豪强地主们，无论他们各自庄园有无所出，都可以便捷的获取各种商品，不只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同时还能转销他方。
三吴方面受害较小，生产规模也有所保持，可是他们的产出也要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入市销售变现，然后再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可是如今这种循环被源源不断南来的商货给打断了，这也让三吴人家的生产积极性大受打击。
山南商品一方面本身生产规模又大、成本与品质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把控，远非江东那些大大小小的庄园个体能够相比，另一方面还有大纺车这样的技术革新，生产同样的商品，时间、工价等各种成本都大大缩减，再加上有长江这样一个四时便捷的水运航道，这就使得三吴在同一个市场上完全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在没有了足够的利润流入后，三吴豪强们也就只能进一步缩减生产规模，这又造成了他们的商品自给率进一步降低，在建康方面尚奢风气的带动下，这些豪强们对于外部商品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
但是南陈货币混乱，想要参与互市买卖只能先卖出自家商品，换来大唐专用外贸的货币万国钱，吴中商品在市场上本就表现疲软，如此一进一出，那就是要承受数成的盘剥。
这样就造成了江东豪强拥地千顷却任由荒芜，自身则坐吃山空，贫寒小户则无有立锥之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平均，有意愿生产的没有资料，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意愿不高。
这样的现象乃是南朝长久以来社会积弊的一个体现，以至于互市这种本来能够改善江东民生的行为在运行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扭曲，从而加剧了这种现象。
究其根本，就在于江东豪强们的贪婪，生产资料的垄断造成了生产规模的收缩，继而导致经济体量的缩小，在面对强势的贸易冲击时便越发的没有抗衡的力量。但是在豪强们眼中，这却是北虏蓄谋多时针对他们江东士民的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