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过了就是深秋，天气渐渐凉了。
关于大雱的最后定论也出来了：去除一切职务差遣，保留官衔，留系列等候选用。
关于这事上并没有因为是宰相儿子、有大佬护着而改变。大宋这个时期的建制保守派是很强大的，总之就是做事一定有代价。
事实上一切理由都是托词，撤职的最根本原因是王雱连根拔除了三山七寨，触动了很大一群人的带血贸易利益，后来借助这开头，韩琦强势关闭了边贸，且下令自此后禁止jūn_duì 涉足一切从商活动。
这一时期禁军涉足的经商活动其实就是走私，且主要集中在边军，也就是河北两路，河东路，永兴军路，秦凤路，成都府路等五路。
其中，以杀军官闻名的富弼韩琦分别轮换在河北河东等地执政，所以这时期河东河北的情况好些，有是肯定有，但涉及面不大的情况下容易压制。
所以韩琦命令下达后，河东河北地上各禁军驻泊司大面积换防，边境线上的各哨卡，巡检所等等都无一例外接到死命令，关闭贸易期间严查，严禁一切走货行为，严禁任何以个人、商会、牧民以携带货物的形势靠近哨卡。
且枢密院方面，韩琦的心腹曾经组成“巡视组”，前往边关地区巡视这个政策落实。
这样一来韩琦捅的篓子大了去。现在内部一片药丸声，尤其三司和中书内部质疑的声音最大，无一例外都在指责韩大脑壳乱干涉业务，瞎指挥。
河东河北还好，最严重的问题在陕西。
关闭边贸，禁止jūn_duì 经商后就代表陕西的财政窟窿会大到骇人的地步。且西北转运司面临无数放贷收不回来的可能，为此，都转运使李参已经无数封文书写往三司要求王拱辰作为。但王拱辰冷眼旁观，至今没有回应。
韩琦这个过激政策影响确实大。因为以西北方面军为代表的经商活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早些年时候李参那褒贬参半的《青苗费》初形，就是官府把余钱用来放贷，大幅收获利息，弥补财政。
曾记得当年还在舒州时，李参就因为率先搞官府放贷导致财政飘红，时任财相的张方平、还专门把李参的文报给王安石和王雱评价过。
现在想来当时王雱在反装忠，而王安石则完全支持李参这种骨骼惊奇的行为。但当时张方平不糊涂，持有褒贬参半的态度，不肯定李参，也不否定李参，不渲染，不报功，进行了默认式处理。
现在想来老张有几把刷子，果然老辣。当时朝廷实在没钱，于是张方平默许了这样的增收行为。但实际上张方平当时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后遗症，即官府这些钱贷出去后，去向到底是哪里？
李参不是范仲淹，不会真的放出大量贷款在百姓手里，因为当时西北的环境，几乎没有个体资本的存活土壤。那么李参也不是昏官，不会为了增收强行摊派百姓“你必须来贷款”。所以不用问，西北转运司那些贷款的去向，就是jūn_duì 。
西北禁军再把这些启动资金，用来扩大金三角黑贸易规模，然后源源不断支付西北转运司高额利息，这样一来，等于西北转运司支持禁军的走私和经商行为。
就是这原因，王雱当时在西北成了异类。且因为涉及的黑幕太深，导致王雱根本无法追查贱卖抚宁县的那群人。
张方平时期，因缺钱默许了这样的行为，但没有宣扬。因为老张害怕形成国策而被其他地方效仿。
现在韩琦犯浑了，来个一刀切。所以李参方面的质疑声音最大，听小道消息说，从西北转运司借钱的那些军头、已停止了支付利息，且以没钱为理由无法归还本金。
也就是说，技术上西北转运司存在破产烂账的风险，一但真捅到底，西北军官和文官系统，隔一个抓一个肯定一大群漏网，窟窿会大到无法弥补。
全部抓是不可能的，大宋没这种土壤，整个西北也要进入动弹，就连当初默许了这政策的张方平都恐怕也要揪出来再清算一次。这在大宋更不可能，没有先例。
假设如果张方平能被这样纠察的话，那么更早时候的西北帅臣譬如太师庞籍，那老家伙现在还在郓州，他也跑不掉。
所以韩琦的确是个铁头，但他很容易过激导致步子大了扯着蛋，现在来说老韩已经骑虎难下，面临差不多好水川的局面：出阵后打不赢。
初期韩绛和王安石是支持老韩的，但从韩大脑壳一刀切“禁止jūn_duì 从商”后，韩绛和王安石都迟疑了。一致认为韩琦过激，捅破的时机还没有到，抚宁县还没牛到能顶起全部西北财政的地步，抚宁新军也没有牛到能独自扛住西北国门的地步。
那么西夏威胁存在的时候，这个政策就真的顶不住了。
于是为了保证政治不乱，韩琦放弃捅西北就要谈判妥协，此番保守建制派的条件是：王雱出局，礼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枢密院编事三个职务一起免除。
这些屁1眼交易谁也没来和王雱说过，王安石都没有提及。但王雱清楚，大抵就这么一回事。
这很不好但必须接受。
根据历史，根据经验，想有作为就要有个组织。有组织就要服从组织安排，该面壁思过要面壁思过。不论在你代表组织之前还是之后，一定要尊敬组织决定。话说再神的那个人，谁没个潮起潮落时候呢？
人家韩琦从好水川战败阴影走出来也花了多年，那个期间他没破罐子破摔，一个钉子一个眼，不论在哪做事都是一个性格一个脾气。
好歹大雱现在官位还在，这估计也是韩琦和富弼尽了最大努力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