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势力仗着自己树大盘根，丝毫不把朝廷新政放在眼里。
他们把持着江南各行各业，强占本不属于他们的大量民田，却不曾缴纳一分钱的税银，心安理得的躺在帝国的温床上吸血。
从前朝晚期开始，江南的商税便一年比一年少，仅在案文册记载，茶税、盐税、铁税等一应商税在卫稹在位最后几年时，每年合计只收到平均三十七万两白银，而粮税也从继位之初的一千六百万石，降到了三百三十万石。
但给京师奏明的文册中则是三课税银一千四百万两，官粮为一千一百五十万石。
这还只是江南一地，其实从周朝中后期开始，随着大周对外战争连连溃败中原南北两地各士族豪门把持的区域都是这么干的。
这后果直接导致皇帝看到税银纸面数字五亿、八亿银子的，似乎感觉国力很昌盛，大有中兴之相。
事实上这数字有三成可信度就很不错了，到了王朝末期能实到一成也算是难得了。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欺报瞒报税务，朝廷官员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可就算知道也没用，因为压根不敢管，一管便会得罪整个士族阶级。
而皇权的退让，让士族阶层更是得寸进尺，甚至都敢染指皇帝的内库。
久而久之，士族成为地上强权，中央的影响力逐步衰退，在这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意妄为，逐渐形成特权毒瘤，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而苦的只是靠自耕农维持生计百姓。
他们或许到死都没想过一个问题：为何土地明明开垦越来越多，自己也越来越劳碌，可临了为何日子过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甚至卖儿鬻女，沦为了农奴？
好在刘策的异军突起，打破了这个千年枷锁，从远东开始，他以残忍的手段将北方一切反对自己的士族力量全部清扫的干干净净，为登基后的新政执行打下了坚固基础。
什么？反对？
抱歉，凡是威胁到新政执行的，要么一家人在汉朝建立前就已经整整齐齐上路，要么已经送到了塞外牢营改造去了。
现在，新政的风潮袭向了富庶繁华的江南各地，让原本没落的商户借助工业红利赚的盆满钵满；
部分农户也重新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再受士族竭泽而渔的压榨；
工匠也都各自提高了地位和待遇，同样不用看士绅脸色，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技术过上富足的生活；
读书也不在是士族阶层的特权，活字印刷术的问世以及五年义务教育实行，让天下万民都有机会上学。
甚至一些农户和工匠，宁可加入耕田队、打井队或者承包队，也不愿再给士族当牛做马。
看着江南之地一日日产生的变化，以前的“蝼蚁”日子越过越好，尤其那些实业派的财富甚至快赶上自己一族的时候，守旧势力们是既担心又眼红。
担心的是自己的优越感用不了多久就会荡然无存，眼红的是那些实业派会取代自己的地位备受朝廷重视。
而此次招商，得知获取可以与楚地做生意的商户无一不是那些“纳税大户”，顿时让江南各地守旧势力不约而同产生了莫名危机。
金陵城内外的士绅率先联合一起，开始商讨该怎么应对汉廷的新政。
九月初二，赵府大门紧闭，后厅内聚集了数十名当地底蕴颇丰的士绅豪族。
“诸位大家，我身上的伤大家也都看到了吧？那商务司的人表面打的是我，但真正打的可是我们这些大家族的脸面啊！”
赵鸣凤当着众人的面，哭诉着当日在商务司的遭遇。
而众士绅见此各个面色铁青，有些人更是眼中蕴含怒火，想必遭遇也跟这赵鸣凤差不多。
良久，坐在上首位置的赵家族长，赵永年开口了：“诸位，召集大家到这里的目的，想必也有所耳闻，
现在是到了我们不得不出手的时候了，俗话说挡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既然朝廷要把我们逼上绝路，
那我们就要与他奉陪到底，我江南各大家族的底蕴，不是刘策一次肃清官场行动便能轻易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