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册是古代百姓的户口本，那照身帖，就是古人的身份证。
发明照身帖的是个厉害的角色——商鞅。
按照商鞅户籍改革，全国百姓都需要有照身帖以自证身份，就算是住个店，也得拿出照身帖来，商某人就吃了这个亏……
但照身帖这个玩意自秦之后，似乎就不见了踪迹，转而出现了其他类型的身份证明，比如隋唐时期，就用“鱼符”作为身份证明，“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大官（三品以上）鱼符黄金材质，五品以上银质，六品以下铜制。
到了小武时期，不喜欢鱼符，改成了“龟符”，但也就是变了个动物，一样是“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
北宋时期就不使用鱼符，转而使用腰牌，到了明代，腰牌还是腰牌，只不过名字变了，叫牙牌，估计和象牙等材料制作有点关系吧……
但问题是，不管什么符，什么牌，那都是官员的，最多到地主一级，挂在腰间吊儿郎当一下，和普通百姓是没有任何缘分的。
换言之，在秦之后，天下百姓没有身份证，没有照身帖，办-证上牌的，基本上都是官员一级的，当然，他们办理的时候估计是不需要挑日子摇号的。
挖下原因也很简单，历朝历代都以农耕为主，百姓一辈子可能都走不出家乡三十里开外去，要什么身份证啊，尤其是明朝初期，农家就那点地盘，军户就只能绑在卫所里，走远点都不行，办身份证给谁看去，不是浪费嘛。
但世易时移，洪武初期的政策已经被朱允炆给砸了一大半，路引取消了，商业发展了，虽然眼下百姓依旧习惯于留在地方，不远游，这个大局面也不可能在未来百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商业活动与大教育活动的进行，必然会促使人口流动，加上基建建设、匠户打工，跨省征调民工，京师纺织、书店、煤炭等行业不断吸纳人口，人口流动的问题在一些商业城市中已经凸显出来。
京师里已经出现了雇佣性质的牙行，不好说是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入城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商队动辄几万人南下的规模，足以让人惊心动魄，没一个合适的管理制度，他们跑到哪里去都不好调查，也不好管理，总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给百姓发个身份证就显得很是重要，这也是管理人口流动，把握商业态势，避免不可控流民，做好治安的基础工作。
解缙、茹瑺等人面面相觑。
“执行吧。”
朱允炆知道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为了长远考虑，也为了挖出隐藏在民间的黑户，只能这样做。
解缙等人退下，过了几日之后，文书就已发出，快马奔向全国各地布政使司。
考虑到照身帖的重要性与防伪性，照身帖的制作没再随便用一块木头来刻写，而是采取了洪武宝钞的材质，由宝钞提举司来负责制备，特意加厚，以形成牌状，并涂以轻腊，可防雨淋。
宝钞提举司也无法一次性制备如此多的照身帖，只能分批次制作。这一批自然是给官员及其家眷的，第二批是给流动性最强的商人及其伙计，之后是士子与入城百姓，最后才是不怎么流动的地方百姓。
照身帖完全普及至少也需要三年时间，这件事急也急不来。
洪江成为了一座商城，在湖广布政使周政的亲自站台下，无数商人汇聚洪江，并在这里购走了从交趾拉来的无数宝物，然后分散至全国各地，进一步提升了洪江城的地位。
周政把握住时机，加上商税实在是赚了不少，为了确保洪江成为一座长盛不衰的商业之城，天才地想出了招商引资的办法，派人到处到苏杭、京师、北平、开封等地散播消息，说洪江如何如何好，周围资源如何如何丰富，来洪江安置家宅如何如何好，死了也有风水宝地……
为消除土司打劫带来的潜在危险，周政亲自带人去找各地土司来了会，简单扼要，谁打劫商人，自己就去请张辅来湖广走一趟，谁照顾商人，以后发了财有大家一份。
在张辅与胡萝卜的双重影响下，湖广的土司老实了，毕竟谁也不希望张辅到湖广出差，听说张辅在广西又灭了一家土司，足足八百余人，就因为土司抢走了商队的一车货物，还杀了五个伙计。
人屠的威名不是吹出来的，是杀出来的，得罪谁都不能得罪疯子，何况人家答应分钱了，至于到时候是分五两还是五十两，送两车陶瓷还是一车猪肉，那就看他们吧，不敢强求。
常百业坐在洪江城买下的宅院里，芭蕉翠碧，梧桐正阴，侯浅浅在门外池塘里采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荷，笑着走到中庭，对翻着书卷的常百业道：“你翻这本《诸蕃志》都多久了，看出什么名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