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的事还有些远，朱允炆就算是想动作，也不会先发制人，硬骨头还是交给帖木儿去收拾的好，等他杀完一批不听话的，大明伸手接管比什么都省事。
至于对决帖木儿，朱允炆并不介意，为了那一片土地，实在不行就让朱棣和帖木儿打一场，看看到底是中原战法厉害还是西方战阵厉害，想必历史也期待一场中西对决吧。
接下来的日子是有些枯燥的，朱允炆在处理朝政之外，几乎全部时间都放在了社学教材、中华字典等编纂中，一众先生也深知教材与字典事关大明国运，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甚至于有三位老先生硬生生累死在了编纂过程中。
朱允炆很是痛惜，一次次下令不准他们过于疲惫，可圣旨也没了作用，杨士奇奏禀，每一夜先生房里都点着灯，夜半子时成为常态，时常到黎明。
明代儒士对教育问题的担当远远不是后世画插画与让插话流行的人可以想象的，恐怕也只有叶老那一辈才会有感触。
一句话：
事关子孙后代，事关国家根本，谁敢懈怠，谁敢马虎，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谁就是大明的罪人！
没有人想当罪人，被钉死在耻辱柱上，除非是背叛国家的人！
王坦骂了朱允炆没有被处理，于是高傲的他再一次上书要求朱允炆放弃安南，这一次还没轮到朱允炆动手，兵部侍郎刘儁先找人弹劾王坦，理由是朝会的时候打了个哈欠，有失礼仪。
这是大事，需要处理，朱允炆点了头，王坦先生拿着自己的文书，背着自己的行李，去云南为土司教育工作做贡献去了。
王坦是一个不开窍的官员，可偏偏大明官员里不开窍的还多，地方官中也有不少腐朽之人，希望朱允炆放弃安南，以求仁义，以正宗藩，对于这部分奏折，朱允炆就一个处理办法：
调任。
别管是知府，还是知县，哪怕是布政使，能说出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政治眼光也就那样，别混政治，调到府学、县学当训导去吧，正说缺先生缺的厉害。
处理了十八名官员之后，朱允炆意识到儒家出身的官员往往有一个极大的缺陷，他们的思想中缺乏冒险，缺乏开拓精神，或者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倾向于内敛，所谓的“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平天下”在这里不是动词，而是一个状态，所谓的和谐，天下太平，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的结果。
在儒家教育中，缺乏对领土的主张，别看嚷嚷着什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这句话是出自《北山》，内容是埋怨王分配的活太多了，干都干不完，是底层对王的控诉与呐喊。
它的宗旨不是宣传领土扩张，是说，这土地都是王的，跑哪里都需种地啊，逃都逃不掉，四海都是他的，我能跑哪里去啊？
这句话根本不足以成为教育学子领土意识的话，至于汉代的“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话，那是用来夸耀功绩的，是表明态度的，不是用来主张领土的。
朱允炆有些明白被后世史学家夸赞的朱瞻基为什么放弃辽阔的奴儿干都司了，除了那些史学家嚷嚷的节省军资，天气寒冷，不好防守，人口稀少，价值不高等等之外，最核心的他们都没有说，因为朱瞻基没有领土意识，没有作为大一统国家的版图意识！
一寸江山一寸血，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得守！
天冷可以穿衣，不好防守可以建城，人口稀少可以迁移，军资不够可以运输，钱不够，成本过高？
拿成本来衡量领土？
这如果在后世有人说沙漠或大海或森林或高山没用，管也管不过来，也不适宜人居住，还不好防守，成本很高，还经常有自然灾害，应该放弃这一片领土，信不信会被所有国人的口水淹死！
朱瞻基丢掉了奴儿干都司，也可以说他亲手扎破了大明的肾脏，日后的大明朝就如同被卖了一颗肾一样，没多少气力地活着，坐着的时候看不出来虚弱，也能活动下，就是虚得很。
如果不是有一些命硬的家伙当了梁柱，大厦早就倾倒了。
丢一片领土，不是朱瞻基一个人的耻辱，回顾历史总可以发现相似之处，像是汉唐，巅峰时期的领土是多广袤，可坚持不了几年，就萎缩了许多，这其中大部分是被动丢掉领土的。
儒家的领土意识是不够强的，官员与军士的领土意识也是不够鲜明的，他们接受更多的是使命，是职责。“人在城在”是始于职责，而不是始于领土意识。
想到这些，朱允炆传召了内阁大臣、杨士奇、李-志刚、孙-文举、邹缉、程济一等人。
在众人行礼之后，朱允炆直言：“大明山河是将士们用命打下来的，江山之下，寸寸白骨，若后人守不住这些领土，那将士的亡魂是不会安息的，朕思虑再三，想在社学、县学、府学与国子监教材中，添加山河篇章，以告诉所有学子，大明的山河到哪里，大明的日月能照亮在哪里，你们意下如何？”
“山河篇章！”
杨士奇、解缙、邹缉等人心头一震，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对于教导学子而言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