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泰一脸的生无可恋，自己只不过上了一封象征性地奏折，凑个热闹罢了，怎么就点自己一个人的名？
现在拿《大明律》来说事，是不是有点无赖了？
没错，《大明律》三十卷，包括了五刑、十恶、八议、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合计四百六十条，里面就找不到一条明文说官员不能给百姓道歉的。
但如果非要让自己去盘查《大明律》，还真的能找出来几条甚至几十条，足够让茹瑺就地正法的，比如，可以将茹瑺定为“奸党”。
理由？
太祖用一个胡惟庸、蓝玉“奸党”的罪名处理过多少人，几年之后还可以接着用，一句他参与过胡惟庸的谋反，他是蓝玉的同党，管你是什么身份，一并干掉了事。
现在也不是不可以创造出一个茹瑺案……
虽然《大明律》使用了“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就是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但是，《大明律》还有一个极大的操作空间，那就是：
不当而为则犯法！
所谓的“不当而为则犯法”，通俗点来讲，不应该做的事做了，那就是犯法。
具体什么事不应该做，那就需要发挥点想象了。
像是早上你应该吃点清淡的，但你非要吃大蒜，还在朝堂上唾沫横飞，你说这是不是不当而为？
再比如你在朝堂上打了个哈欠，这内阁大臣在报告国家大事，你怎么能打哈欠呢？
茹瑺这种行为，典型的就是不当而为，应该归入到犯法之中，加以严惩。
对于这一点，朱允炆也是心知肚明，《大明律》也好，《唐律》也好，任何古代律法，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而法家的一个思想，那就是：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意思也很简单，就是说，法律如果不公布的话，它的威力是无穷尽的。
你都不知道有这些刑罚，刑罚的威严自然是深不可测的，奉劝你们最好不要以身试法，试着试着，哎，它还就出来这个法律了。
这就是“不当而为则犯法”的理论基础，也是历代律法“因律起例，因例生例”、所谓“变通”的来由。
这一条害人不浅，也极具生命力，即便是后世，每个人都遇到过这一条，上至婴孩，上至死人，无一幸免。
那就是：
最终解释权归某某所有。
在这句话后面，绝不可能标注上如何解释，不可能将这部分公开化，文字化，毕竟“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都说出来了，还怎么有“威严”，怎么有转圜的余地，怎么有退路？
一句话：只要解释权不公布的话，它的解释余地则是无穷尽的。
在古代，掌握最终解释权的不是刑部，也不是大理寺、都察院，那是皇帝本人啊。
朱允炆很嘚瑟，吃准了侯泰不能反驳，毕竟握着最终解释权的不是刑部，也不是大理寺、都察院，是自己啊。
你们说茹瑺不当，那我非要解释为当，咋滴，要不要翻书对质？
侯泰看着倒打一耙的朱允炆，彻底没话说了，于是学习了茹瑺的部分做派，跪下来喊道：“臣有罪……”
不承认罪，那就得背构陷同僚的黑锅，这个就有点狠了。
眼见朝局有了变化，不等郁新清完嗓子，整理好官服，解缙已经站了出来，高声喊道：“皇上英明，按《大明律》茹大人并无不妥，也无罪过……”
其他官员顿时窝火，你说茹瑺没罪过，那就是我们有罪过？你解缙虽然在内阁混得风生水起，但也不能这样坑人吧？
解缙并没有打算得罪大多数，转而说道：“然茹瑺所作所为，终有损朝廷颜面，朝臣上书弹劾，也是为朝廷着想，臣以为，百官无罪，应降旨山西，斥责茹瑺一二。”
短短几句话，解缙即维护了百官，替百官出头，赢得了人心，又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可见此人政治功底之深。
百官见解缙如此说，对其看法顿时改观。原本因“教材之争”站在解缙对面的官员，也在这一刻认识到，解缙这个人也不是那么令人讨厌，还是会护大家周全的。
解缙听着朝臣低语，就知道自己做对了。
可他还是错了。
朱允炆站了起来，向前走了两步，严厉地看着所有官员，威严地说道：“忻州府衙强取豪夺，欺压百姓，致丧白衣，如此恶劣行径，与强盗何异？茹瑺代忻州府衙给百姓认错，道歉，当真是丢了朝廷颜面？既然你们一个个都如此要脸，那为何要做出这种事，难道这不比道歉更无耻，更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