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路与土地兼并，似乎并不存在关系，但在国家事务中，很多事情并不是孤立看待的，而是从整体来看待。
朱允炆很清楚，以私有制的“惯性”与支持力量来看，强行推动土地国有化，那是完全不现实的，也会出大问题的，说不定大明王朝就会“二世而亡”。
解决土地兼并的方法有很多，古人也给了很多经验，比如“限圈”、“征没”等，但处罚措施跟不上，导致很多法令形如虚设。
朱允炆解决土地兼并的逻辑就一条：
推出大明土地管理法。
藩王、士绅、佛寺、道观等不是有钱买地吗？
朝廷允许你们合法买卖，但需要记住一点，朝廷土地法规定，不允许荒废田地，一旦荒废田地，朝廷有权罚没其荒废田地。
这一条规定也不是朱允炆的独创，汉朝时期，有《四时月令诏条》，明确规定农业生产需遵循时节，该种什么种什么，不允许你过时不种，如果不种地，荒废了，那是要被处罚的。
王莽改制时，提出“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等，直接说明了，你的地你不种，要惩罚三倍的税。
尤其是隋唐时期，其采取的是均田制，国家对于田产的控制力度很高，别以为给你分了地，你就能随便种黄瓜了，朝廷让你种什么，你就种什么。
比如唐代，要求“诸户内永业田，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
明太祖朱元璋也干涉田产使用问题，直接要求：
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
所以朱允炆提出“荒废土地收回朝廷”的法令，也并不会显得突兀，其面临的朝堂阻力也很低。
士绅买来田产，不就是为了种地赚钱的，谁会荒废掉，哪怕是朝廷颁布这样的法令，他们也会一笑置之，甚至还会说一句：
多余！
但他们不了解的是，朱允炆要下的是一盘大棋。
虽他们土地兼并，随他们怎么买地，朝廷不管了，放开了让他们买去，反正朝廷每一笔交易都会收税，该收的赋税，也少不了一分。
这些人手中的地多了，又不能荒废，只能找人种地，找谁？
除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还能有谁给他们种地？
佃农便会成为这些地主不可缺少的耕种力量。
可如果，朱允炆推动的是五年大规模基建工程，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都招入到基建之中，那地主拿什么耕地去？
总不能自己天天下地干活吧？
就靠着手里的几个伙计，想要照料几千亩地，纯碎是痴人说梦。
一旦没有佃农，地主手中的田地就必然荒废，到时候朝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拿走他们的田产，然后将这些田产，再让农民花钱买回去，事情不就解决了？
你们给地主干农活一年能落多少银子？
五两？
三两？
没有一文钱？
现在朝廷每个月就给你二两，来修路，干不干？
朱允炆准备坐看土地兼并，然后引流失去土地的农民外出“打工”，然后等着吃掉太多土地的地主被撑死，不得不吐出来田产。
地主无法与朝廷竞争，因为他们不可能给佃农一年二十四两银子。
很多人认为一年二十四两银子太多，不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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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但这个标准已是偏低，一个月二两银子，一天合六十六文钱，你能说多？
要知道前宋去饭店跑堂，一天都能有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文钱，虽然明初不如前宋繁华，但也不至于穷困到一天合不到六十六文钱。
但地主擅长剥削，恨不得将农民手中所有的一切都拿走，一年二十四两银子，那他们买下田地的价值就荡然无存。
花二十几两银子雇佣农民干活，没利可图啊，没有利益，谁还兼并土地？
而且荒废之后，朝廷会拿走，这简直是亏本的买卖……
朱允炆将自己的考虑告诉了解缙、黄子澄等人，严肃地说道：“朝廷以农为本，绝不能允许任何藩王、士绅、寺院、道观，一切人员，闲置与荒芜耕地。”
黄子澄作为户部尚书，对于这一点极为认可，表态道：“田地就应该有产出，而不应该荒废，若荒废了，收回朝廷，另做分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皇上，虽说如此，但臣以为，应朝议清楚，什么是荒废，荒废朝廷会收回田产，若有天灾，如何处置，形成法令，应详实可行。”
张紞提议道。
朱允炆微微点头，吩咐道：“朕的意见是，一年内可用而不用作耕种的的，给予警告，超出一年，朝廷按亩产征收五至十倍荒芜费，累积两年不用的，则朝廷给予收回。具体细节，可由内阁、户部、都察院等先形成文书，改日朝议。”
解缙、黄子澄等人赞同，转过土地问题之后，几人又议论起五年基建规划，直至午时，方才退去。
大宁府外，向北三十里。
原本寂静的道路上，突然传出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随后，如雷而动的马蹄声踏破了林间的寂静。
商人卫宾听到动静后，连忙转身，看了一眼身后的三辆马车，三十辆手推车，对惊慌的五十余人喊道：“有骑兵，快，快避开，躲到林子里去。”
商队连忙将车马推向路边树林，可从路上转到山林如何容易，加上慌乱，一些推车翻倒在地，一个个麻袋砸在了路上。
就在商人招呼人快走的时候，几匹马由远而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