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朝之初，禁军及家属皆驻于京畿诸营，受三衙管辖，将帅奉枢密院征讨，统领兵马轮戍边州或征战敌境，家属是不随军辗转的，”邓珪说道，“之后因为边州距离京畿实在是路途遥远，三五年一轮戍，将卒却有小半时间辗转道途，为此劳顿不休，之后才渐渐改成禁军及家属固定驻泊于戍地。就当下而言，诸路兵马不再固定防守一个地方，常常根据战局的变化，需要在不同的地区、城池间调动，这时候家属再跟着调动，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此次倘若朝廷下诏使宣武军守御楚州，我就想请朝廷在江南划出一个区域使宣武军将卒家小迁入安居，这样将卒也能心无旁鹜为朝廷效力……”
“哦，你真是这么想的？”顾藩有些意外的看向邓珪，不确定的问道。
大越立朝之初，禁军将卒的驻区与戍区是严格分开来的。
早年禁军将卒及家小都驻扎于京畿附近，受三衙管制，将卒每隔三年轮流调往边州，接受边将的统领卫戍边境、抵御外敌；同时各级边将又会在不同的防区进行轮换。
这就有效防止边帅将掌控兵权之后对抗朝廷的情形发生。
道理很简单，中下层武吏及普通兵卒的家小都在京畿，卫戍边州也是三到五年轮换一次，边将的野心再大，但中下层武吏及普通兵卒，有几个人会心甘情愿跟着边将造反或投靠外敌？
边将真要有什么野心，朝廷通常也只需要一张圣旨就能轻松拿下。
这也是代表朝廷旨意的士臣，通常能有效节制武将的关键。
然而这一套制度难以长期执行下去。
因为京畿距离边州太过遥远，三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轮戍，将卒差不多要有一年多时间在往返路途上奔波。
后期禁军规模也日益庞大，上百万家小常年集中驻扎在京畿附近，再加京城居住人口快速增涨，朝廷每年需要从各路征调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石计的粮秣才能保证供应，最终不得不将边军将卒及家小固定迁到戍区驻泊下来。
赤扈南侵，中原沦陷，建继帝在襄阳登基即位，当时形势已经迫切到亡国灭种的地步，钱粮军械都极其紧缺，根本不容朝廷考虑驻区与戍区分置这件事，然后又匆匆赶上迁都、淮南大战。
甚至就连宿卫禁军张辛所部，朝廷也没有来得及在营寨之外另设驻寨，将将卒与家小分开来进行管理，都是混杂入驻建邺城附近的几座大寨之中。
宿卫禁军的日常操练以及实际的统领，都是由张辛、余珙等将同时负责，也没有真正分作两个体系，泾渭分明的接受枢密院与御营司的管制。
而这一切也造成武臣的实际权力空前膨胀起来。
邓珪对朝廷、对新帝是否效忠，大概没有把将卒家小单独迁到建邺或江南某地集中居住、接受御营司管辖更为直接、更为明白无误的表示了。
以致顾藩都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要知道葛伯奕招安洞荆贼军不成，最关键的分歧就卡在荆南制置司强烈要求孙彦舟等贼将其部兵卒与家小分开来接受安置。
“怎么，顾相以为我在开玩笑吗？”邓珪反问道。
“你确有此意，我明天与你一起进宫面圣。”顾藩说道。
之前绍隆帝对邓珪猜忌重重，顾藩担心影响到绍隆帝对他的信任，虽然主张邓珪出任淮东制置副使，却不敢叫人知道他与邓珪有过密联系。
倘若邓珪真正愿意宣武军的驻区放在建邺接受御营司的控制，他仅仅是奉诏率领轮戍将卒前往淮东驻守，顾藩哪里还需要有什么顾忌？
他都恨不得连夜携邓珪进宫面圣。
“邓珪对陛下、对朝廷拳拳之意，也是多赖顾相劝告，”邓珪拱手道，“或许顾相明日先进宫进谏，邓某在枢密院随时听诏更好！”
“哈哈，好说，好说！”顾藩哈哈大笑道。
邓珪表示这一切都是出自顾藩相劝，而且让顾藩先进宫进谏此事，那整件事自然是顾藩居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