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何定性宋光兰这个人，实在是有些说不清的，你不能单以事情的表面下论断。据宋光兰本人对大勇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闻知官军攻打登州，他便立即和投降叛军的原登州府县官员合谋开城内应官军，因此他们是有功的，大大有功，若不是他们，登州恐怕也不会如此容易就被官军收复。
这等说辞，大勇自然是不信的，也不会理睬，在他看来，这等说辞和那“墙头草”绝对是有的一比的。但是锦州军征战有余，治理地方却是不行，且初来乍到，没有帮地头蛇帮着整治还真不行。为了登州的稳定，大勇采取了权宜之策——和这些降官合作。要不这么办，他只能把手下那些只会杀人的武将们派出去充任民政官，如此，怕登州城中立时就要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了吧。
为了登州尽快安定下来，大勇当断则断和宋光兰等降官合作，不仅拨了两百人临时作为登州府的差役，还给了他们几万两银子作经费，另外原府县衙门的吏员只要没死的都官复原职，就指着他们将登州这个烂摊子迅速收拾起来，让大勇西征无后顾之忧。
宋光兰等人做得也不错，至少，在大勇率部出征莱州这段时间内，登州城中的一应事务都被他们料理得有条不紊，还能抽调出一批粮食供应前方，着实被大勇好好夸讲了一番。
等到大勇带着几万叛军回到登州，这些早已被大明吏部除名的官员们任务便更加重了。他们不但要执行大勇将境内百姓集中迁到登州的命令，还要负责发放赈济粮的任务，另外还要统计屯田所需的土地和工具缺口，并且还要维持城内的治安，隔三差五还要接受大勇的新指令，真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也真是难为他们了，要知道这些个官员在竭力操持大勇交待的差事时，可都对自己的脑袋是否能够保住提心吊胆，便可知他们心中的压力有多大。
监军道王徵是个苦命人，这苦命人倒不是说他自幼家贫，寒窗苦读、家有寡母，从小饱受乡邻欺压什么的，而是说他运气不好。他的确是运气不好，天启四年科举中第，二甲十一名，按惯例他这名次应是进翰林院的，次一点也应该进科道，结果他却是直接被外放出京当了个知县。
有明一代，这内阁学士多是从翰林院出来的，六部重臣也都有翰林院的经历，所以世人说翰林院虽乃清贵衙门，但只要进去，日后总有出头之日，运气够好，将来都是要入阁拜相的。那科道虽说比翰林院差了点，但都察院也好，六部给事中也好，做得好了，往往一封弹章就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名声大了，巡抚巡按都不是痴想，算起来对进士出身的官员也是出人头地的一个捷径。可惜王徽实在是命不好，二甲十一名最后竟然翰林院进不去，科道也进去，六部主事也轮不到，直接给外放出京当知县了，还是放在山东一个下等县。这对堂堂二甲十一名的王徽而言着实是个晴天霹雳了。
世上总有不甘心的人，但凡是有进取之心的人，都不会安于现有的环境，总想着往上攀爬，让自己日子过得更好些。这王徽便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当知县时，他样样做得比同僚好，官声颇佳，吏部的年终考核年年也是上上，省里和府里对他也是颇多赞许，上官们难得的没有打压这个苦命的进士。就这样，在他的不断拼搏下，凭着过硬的政绩终是脱了七品官服，先换了六品同知袍服，紧接着又换上了五品的监军道绿袍，成了登莱境内仅次于巡抚孙元化、登莱道宋光兰的三号大员。
登莱巡抚衙门是新设不假，但却是重镇，系着关外大明军镇的命脉，又提着东江诸岛，对东虏有牵制作用，因此虽是只辖两府，但朝廷对它的重视却是很大的。当初巡抚孙元化说要练军便练军，说要买炮便买炮，说要募兵便募兵，军政大权是一手抓，要粮食，朝廷给；要银子，朝廷给；要人，朝廷也给。一句话，只要孙元化报到朝廷的，朝廷无一不准。如此放权，连带着登莱的官员们也都是跟着显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