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安慰此时变得如此轻飘飘，我没办法说出哪怕一句“没关系”。
我只能悲伤地坐在他身旁。
我没办法安慰他，也是因为他从不提及自己的难过——“不开心”这三个字被他狠狠地压在了心底，从来没有浮上水面的机会。他依旧和徐延亮每天中午去打球，依然和大家正常地开着玩笑，只是说话的时候从不看我的眼睛，像是怕被我一眼看穿他的不开心。
我不知道他在别扭什么。
“大不了还能继续高考”“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行了不提糟心事儿打球去打球去”……这些话，他在跟其他同学说话的时候，都自己说干净了，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儿表现的余地。
多么乐观的余淮。
在所有竞赛生都紧张地投入保送志愿填报和保送资格考试中的时候，广播里常常传来让某班的某某将某某大学的保送申请表交到教务处的通知声。
每每这时，我都能感觉到身边的这个男孩全身忽然僵硬了一下。
可在别人眼中，他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乐观、更加陽光，像一个只有陽面没有陰面的人。
大家都说，余淮真爷们儿，一点儿都没受影响。
放学的时候，他哼着歌收拾书包，我沉默地看了他两眼。
余淮忽然毫无预兆地沉下脸，说：“耿耿，你是不是特希望看到我哭得像孙子似的？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他没有给我反应的时间，拎起书包转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