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崇祯四年前的这个寒冬腊月，对于大明朝的许多地区而言，特别是北方的许多地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季节。
从移民云集的河中地区，到边外塞北的归化、集宁，甚至包括条件较好的宣大地区与热河，都有成千上万的老弱病残，没有能够熬过这个严冬。
有的是因为饥饿，有的是因为严寒，而更多则是因为饥寒交迫所带来的疾病。
这些地区，尽管有着大明朝廷从京师及南方不断运送而来的粮食，尽管有着所在地区的官府在一直坚持不懈的赈济，却还是有着成千上万的新移民，没有能够扛住饥饿和严寒，死在了饥寒交迫之中。
自从去岁秋季颁布了招垦令以后，崇祯皇帝对于北上塞外屯垦的移民一直比较关注，一再谕旨边地的督抚、镇臣与三司，必须以安置救济北上灾民顺利度过第一个冬季为要务。
当北方的冬季到来之后，崇祯皇帝更是关注塞外几个地方的情况，要求河中巡抚衙门、宣大总督衙门以及热河巡抚衙门，每个月都要上报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移民人数。
十一月底，河中、宣大与热河三地上报的死亡总人数，首次超过三千。
崇祯皇帝还为此给孙传庭、杨鹤、马士英分发上谕，训斥他们安置与赈济移民不力。
但是到了十二月底，这三地再一次上报死亡总人数，更是超过了一万。
这一次，崇祯皇帝除了更加努力地督促内阁和户部加紧往热河、宣大与和河中等地运粮之外，只剩下一次又一次的叹气了。
到了崇祯四年的一月底，当大明朝京师的百姓们，还在留恋着刚刚过去的春节之时，崇祯皇帝再次收到了河中、宣大与热河的死亡人数。
在塞北一年之中最为严酷的这个月份里，这三个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移民总数，再一次突破了一万。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对于孙传庭、杨鹤和马士英他们不断报送上来的数字，已经麻木到没有知觉了。
就仿佛死去的那些人，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移民，而只是一个个被写在奏折上的数字。
这些地方的移民百姓，即使有着大明朝廷以及各级官府的竭力救济，也依然有许多没有能够扛住饥饿、严寒与疾病。
由此可想而知，若是没有官府的全力接济，或者说即使有钱也根本买不到粮食的那些地方，该是如何一种残酷的情形。
崇祯三年的冬季到来之后，特别是崇祯三年的十二月和崇祯四年的一月，高迎祥麾下各部流贼盘踞的陇西之地，以及木速蛮各大头领盘踞的河西之地，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极端残酷的局面。
如果说大明朝内地省份的缺粮，是相对性的缺粮，是受制于这个时代的道路条件太差和长途运输困难的话，那么西北流贼地盘和木速蛮地盘上的缺粮，则截然不同。
他们那里是绝对性的缺粮，与西北地区道路条件，以及长途运输的困难，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甘南陇西地区之流贼与河西之木速蛮辖区内的饥荒，与崇祯二年冬季之后发生的叛乱，与整个崇祯三年持续一年的干旱与战争直接相关。
当然也与大明朝官军从北面、东面与南面的严密封锁直接相关。
从崇祯二年以来持续的战乱，使得这些地区原有的汉人，大批量的逃亡流失，同时也使得这些地区的农田十有八九无人耕种，变成了荒地。
没有什么人种地，自然就不可能有多少收成。
再加上在持续了一年多的严重干旱天气里，西北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唯有宁夏地区沿黄两岸的垦区，因为三边总督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耗费了大量人力开挖出数条引黄水渠，才算是保住了大部分的农田没有绝收。
至于其他的地区，不管是有条件的甘南陇西之地，还是本就干旱贫瘠的河西走廊，不管是高迎祥手下的流贼头子们，还是马进忠、米喇印、哈天喜等木速蛮世家头领们，都在忙着打仗争地盘，根本没在兴修水利垦荒种地上下过哪怕一丁点儿的功夫。
结果，到了崇祯三年冬天的时候，当初酿下的恶果，很快就彻底显现了出来。
至于马进忠、米喇印、哈天喜这类世居西北的木速蛮将领们，还好说一点，毕竟都是西北木速蛮的世家大族出身，祖辈经营河西多年，还算有些储备积存。
而且，这些人麾下的木速蛮乱民们，也大多是以放羊为生，即便是甘州、肃州等地的粮食没有了多少储备，他们这些人也还可以靠着积存的羊群过活。
但是，高迎祥手底下的各路流贼头子们，却没有这样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