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明朝的军制改革，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倒是很想一步到位，比如说，直接将新设的五军都督府下面的办事机构，统一设置成后世军中那种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而且风行了很多年的四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与装备部，等等之类的。
但是考虑到崇祯三年，亦即公元一六三零年大明朝的实际情况，为了顺利推进这一次的改制，他也只能将这个过于天马行空的想法，自行否决掉了。
包括jūn_duì 编成、军事编制以及军衔制度也是这样，照搬后世的那一套制度，虽然听起来不错，但也只是听起来不错罢了。
只是把镇、协、标、营改成了军、师、旅、团，把参、游、都、守或者卫所的指挥使千百户改成个师长、团长、准将、上校什么，并不会让jūn_duì 一下子就近代化或者现代化了。
这样做，反而很有可能弄巧成拙，进而在大明朝的卫所体系（世兵）、营兵体系（募兵），以及土司土兵体系（私兵）之外，再生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来，反而很有可能让大明朝的军事制度更加混乱不堪。
当这个时代的勋贵武将们和文官士大夫阶层，还都不能真正理解一个制度的精髓所在的时候，你就是真的采取雷霆手段，将其强制性地推行下去，那么也一定会变形走样，最终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体制革新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上，更是不能采取急躁冒进的过激措施。
何况那个司政后装四大部的军事指挥体制本身，在后世也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被抛弃了。
除了这些必须考虑到的历史因素之外，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到兵部的地位，不能不考虑到兵部的职司权限，以及兵部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等一大票官员的立场与态度。
没有这些人的配合，你搞军事指挥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笑话，别说推行不下去了，你就是提出来都可能立马遭到一致的反对。
要想让这些人配合，除了将一些比较有大局观或者比较忠心比较听话的人掌握兵部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到这些人的利益。
也因此，这一次崇祯皇帝考虑来考虑去没有去碰兵部已有的职权。
像兵部原有的掌控天下武官考核任免的武选司、掌管兵马驻防军情边事的职方司，掌管车船马政的车驾司、掌管军械兵器军需调配的武库司，以及后来增设的主管军备生产的武备院，还有一直都是兵部在主管的天下驿政，这些全都是大明朝兵部的权限。
这其中的哪一项权力，都不能随意削弱，更不能随意剥夺，即便你是皇帝，你也不能这么干。
所以，在这一次重组五军都督府的过程之中，对五军都督府至关重要的人事、情报与军需等职司，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兵部的手中。
而且，就在六月底，军机处与兵部一起酝酿五军都督府重组事宜的关键时刻，崇祯皇帝还亲自下了旨意，在兵部已有的各个职司之外，仿照户部仓场总督之例，又为兵部增设了一个驿政院，增配兵部添注侍郎专理驿政大臣一员，专管天下驿政事务。
崇祯皇帝还让兵部尚书南居益来提名这个驿政大臣的人选。
还好，兵部尚书南居益算得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以为一手提拔起来的大臣，他所提名的人选，没有让崇祯皇帝太为难，提供给吏部和督察院审核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吏部与督察院的认可，因此，也很快就得到了崇祯皇帝的任命。
这个人是南居益的好友王洽。
原本历史上这个王洽是当了兵部尚书的人物，而且就实在崇祯二年当上了兵部尚书，只可惜这个兵部尚书的位置还没有坐稳，黄台吉就领着建虏大军破边而入直抵京师城下了。
建虏入关直抵京师，对当时的大明朝来说，绝对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崇祯皇帝自然是又惊又怕而且恼怒异常。
而刚刚上任兵部尚书的王洽，因为恰好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被当时的朝臣们交章弹劾，说他这个兵部尚书失职、无能、该死。
于是，崇祯皇帝一怒之下，令锦衣卫将兵部尚书王洽捉拿入狱，同时紧急起用孙承宗，终于稳住了局势，几个月后，将建虏击退。
等到建虏撤军出关之后，崇祯皇帝见有人上书为王洽喊冤，就又想起了这个临时充当了替罪羊的王洽，准备下令将其释放。
结果一问才知道，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王洽在羞愧自责之下，竟然已经病死在了狱中。
不过，这一世，崇祯皇帝扳倒了阉党之后，阉党的兵部尚书崔呈秀随即自杀而死，而接替崔呈秀兵部尚书一职的人物，既不是历史上的王永光，也不是王永光之后的王在晋，而是直接起用了孙承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