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做法，避免了皇帝被宰相所架空，但是却也给皇帝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久而久之，朱元璋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秘书班子，这就是后来明代内阁的起源。
只不过朱元璋信不过大臣，他挑选的秘书班子成员都比较年轻，所以官职都比较小。
而且有时候需要就设立，不需要了就撤除，没有形成定制。
到了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内阁的雏形总算是出来了，有那么一批相对固定的低阶官员，给皇帝起草各种文书，比如圣旨之类的东西。
永乐皇帝与其父朱元璋比较类似，喜欢事事亲力亲为，所以内阁的地位很低。
到了永乐皇帝的孙子宣德皇帝即位之后，他把自己的老师提拔到了大学士的位置上，于是内阁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
不过即便如此，宣德皇帝也因袭过去的习惯，将入阁辅政的大学士的品秩，定在了五品上。
这之后又经过了数十年，政务越来越繁重，而皇帝也越来越偷懒，内阁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
大学士五品的职级，已经与他们实际的权限完全不相符合了。
于是，大学士这个称号就逐渐与六部尚书挂起钩来了，多数时候都是由六部尚书或者侍郎之中的几个人兼任内阁大学士。
这样一来，大学士的权势地位上去了，但是大学士这个职位本身的品秩仍是正五品。
只是兼任大学士的多数尚书侍郎等高官，所以他们的品级并不会按照大学士这个职位的品级来定，而是按照他们的本官来确定。
这个情况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其实也挺复杂。
毕竟大学士若是没有了同时担任的六部尚书之职，这个职位本身的级别有点太低了。
而大学士一旦同时担任了某个部的尚书，那么他在处理六部事务的时候又难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明末党争不断，说起来也与此有着一定的关联。
这一次，崇祯皇帝所做的，不过是接受并且承认既成的事实，把内阁高于六部的地位以圣旨的形式确认下来。
不过，这一次崇祯皇帝却也明旨，把五军都督府从内阁特别是兵部的管辖之下，剥离了出来，让五军都督府通过军机处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再事事通过兵部来呈报给皇帝了。
第二，崇祯皇帝也在这次建极殿的朔日朝会上，免去了新晋一等宁城伯孙承宗兵部尚书的职务。
同时，也免去了孙承宗以阁老军机大臣巡视蓟镇边外军备并督师御敌的钦差身份，令其将jūn_duì 交卸给军前的蓟镇总兵官尤世威等人，从乌兰哈达山城回朝，专任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
这并不完全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孙承宗作为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久在边外当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也有意让他尽快回京专任军机大臣的事务。
毕竟张惟贤年老多病一日不如一日，军机处若没有一个担得起来重任的大人物，也无法执行接下来皇帝准备推行的军事改革任务。
但是崇祯皇帝却没有要立刻就免掉其兵部尚书职务的意思。
上书要求免掉其兵部尚书职务的人物，是兵科都给事中许虞卿，以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继春和都察院巡驿都御史许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