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夜里写下的奏报，五月十五日早晨遣人快马送出，五月二十日夜里，就被军机处新晋舍人吴伟业送到了崇祯皇帝在乾清宫的案头。
山西剿贼前线取得了这样的胜利，按理说，他该高兴，但是知道过程是如此艰难，如此残酷而又血腥，他终究还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剿贼而死于沟壑的人口，若能用于宁夏的屯垦，也能解决那个地区汉族人口不足的短板，若能用于复套，也能拓展汉人在河套地区的地盘，更别说用于移民朝鲜或者缅甸了，即便是能够放心地为朝廷所用，用于辽东，即使死再多，死得也算有点价值。
可是如今，不管是死于山西镇的火攻黄芦岭，还是死于李邦华的石门关攻防战，说起来都是内耗。
但是又能怎么办？
历史上的崇祯也曾有过心慈手软的时候，可是他的妇人之仁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招抚和反叛。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从新晋的武英殿中书舍人吴伟业手中，接过李邦华从山西军前发来的捷报之后，崇祯皇帝一字一句地认真看完，然后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与沉思之中。
当夜值守军机处的舍人吴伟业，随时随地都跟在皇帝身边的大太监王承恩，以及皇帝在外廷之时从来不离皇帝左右的陈奏廷，三个人谁也不敢说上一句话，因为看皇帝表情，恐怕山西前线又吃了天大的败仗了吧。
如今的军机处正处在小鬼当家的状态之中，因为三位军机大臣一个也不在位。
李邦华身在山西剿贼的前线，孙承宗带着大帮人马巡视蓟镇和塞北，而十分不巧的是，一向善于体察上意的英国公张惟贤，也生病了，卧床不起，不能视事。
对于现在的崇祯皇帝本人来说，这样的情况其实倒也无所谓，过去需要他们坐镇，是因为自己对大明朝堂之上的军政要务情况不熟悉，而且自己太年轻，威信未立，需要有人来帮着做顾问，以备自己随时咨询和商量，但是现在自己对朝政的熟稔程度，已经不需要再事事征求他们的意见了，最多也就是借助于他们在朝野之间的威望和地位，来更好地推行自己决定的大政方针而已。
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颇得皇帝倚重的重臣老臣，如今更多的是自己打出来的招牌，毕竟一个十九岁的皇帝，在朝野臣民的眼中，怎么看都不怎么靠谱。
既然人心如此，如今的确还年轻的崇祯皇帝，也不打算挑战这一点。
但是唯一在京的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病倒了，那么军机处就只能把李邦华来自军前的奏疏，直接呈送给皇帝看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了先行拆阅的权限，因为这是军机大臣才有的权限，往常的时候有军机大臣当值，拆阅之后，商量出拟办意见，然后由军机舍人送呈皇帝。
在这个过程之中，军机舍人就可以参与了，也因此，军机舍人总是能够先别人一步得知重大军国要务。
但是此时军机大臣均不在位，重要军务直呈皇帝，吴伟业这个普通的军机舍人，对李邦华的奏报内容自然也是无从得知。
而过去总是跑风漏气的通政使司，也早就失去了拆读各地奏疏乃至军情奏报的权力，他们的职能只是分类呈送和上传下达，誊写备案的职责分别由内阁和军机处自行完成。
至于过去通政司拥有的代表朝廷向天下发布政情军情的权力，也早就被皇帝收回了，如今没有皇帝的朱笔批示，是绝不允许通政司擅自对外发布朝臣奏报和朝廷决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