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二年的时候，张溥又回到苏州，联络南应社同道孙淳、杨彝等人，然后再次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天下各地名士一起到苏州聚会，这一次应邀前来的天下儒林名士共有七百余人。
这些士林名流在张溥组织下，于苏州宣誓建立了一个士林联盟，并将之命名为复社。
复社成立之后，张溥又多方奔走筹集复社资金，然后组织会议，出版文集，宣传政治主张，把整个江南的舆论逐渐地掌握在了复社的手中。
钱谦益等“四钱”虽说是后期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大佬，而其在民间的各种活动，主要就是有张溥、孙淳、周钟、杨彝、陈子龙等人主持的复社在协调组织。
可以想象的到，要是不把这个张溥给弄走，这个人会在整肃东林党的过程中发挥出怎样的负面作用。
这一点也正是崇祯皇帝在动手收拾钱谦益、惠世扬等人之前，将张溥支开，让他跟着姜曰广等人前往朝鲜传旨的原因。
现在正好，不管到底处于什么考虑，张溥自请留在朝鲜，在朝鲜建书院，开讲坛，传播正统儒家学说，这都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乐见其成的大好事。
所以，在接到了姜曰广从朝鲜汉京发回来的奏报之后，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内阁、礼部和理藩院会商大明向外藩属国派遣常驻使节的问题，并决心从朝鲜国率先开始。
然后，就在山西剿贼前线的军报送到北京之前的那一天，一队锦衣卫人员，带着给姜曰广、张溥、李信和朝鲜国主李倧的旨意，以及几个装满了四书五经、朱子大全之类儒学经典的大箱，从北京离开，经天津，前往东江镇和朝鲜而去。
崇祯皇帝在给张溥的旨意之中，不仅任命他为大明朝廷常驻朝鲜国的钦命使节，而且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他在朝鲜国筹建书院，招收弟子，传播和广大正统儒学。
特别是，崇祯皇帝还特意提醒他，允许他从江南士林之中，招募自愿前往朝鲜讲学传道的儒林名师，为朝鲜的儒家子弟授业解惑。
对崇祯皇帝来说，他巴不得这些人赶紧都滚去朝鲜呢。
这一时空之中，由于张溥中了进士，而且由于这一科进士的扩招，使得张溥没有参与发起并组织北应社，所以应社的活动还是局限在南直隶，特别是应天府范围内。
没有了历史上的北应社，自然也就没有了原本历史上的那个由南北两京举人士子之中的士林名流，共同组织而成的所谓复社了。
这一点，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放心了不少。
因为历史上复社的组织形式，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政党组织，但是看起来也十分的可怕。
在张溥的策划之下，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应东林党几个大佬的呼吁，到苏州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共同推举领袖，然后在张溥等人发向全国的公告之上联合签名，表达自己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这看起来像什么？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诗会或者地方文社了，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形式了，一旦让他们真的发展起来，推广开来，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党争可是要厉害的多了！
万幸的是，这个时空之中，因为张溥被崇祯皇帝钦点为崇祯元年恩科的探花，一下子有了一种志得意满、一步登天的感觉，又被安排在翰林院天天誊写校订熹宗皇帝实录，所以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根本没有那些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组织一帮子落第的举人搞什么结社。
所以，这一时空之中，在复社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北应社，没有出现，而随之发生的改变则是，复社也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