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说了，延绥镇的官军虽然战力强悍，但是其中骑兵的规模却并不大，满打满算一共才五千人而已，陈奇瑜带走了三千，剩下的仅有两千，就凭这两千骑兵，一旦陕北再生变乱，前往弹压的力量都嫌不够，又如何敢稀里糊涂地跟着过河？
就这样，孙传庭带着贺时雨一边向朝廷上书请罪，一边请求允许追过黄河，进入山西，流贼既然是自己辖区跑出去的，自己也有责任除恶务尽，无论追到那里，都要将他们全部剿灭。
同时也抓紧时间让跟着流贼跑遍了陕北数个州府，辛苦征战了几个月的延绥镇官军休整。
到了二月下旬，朝廷的旨意到了，没有追究延绥镇上下的责任，而且对有功将士进行了封赏，还及时下发了崇祯二年一月到六月的军饷。
崇祯皇帝采取的这几个举措，让孙传庭、贺时雨等人顿时放下心来，一边坐镇延安的监军御史马懋联络，遣人前去西安解取军饷赏赐，一边补充兵员，厉兵秣马，准备东渡黄河。
时间转眼到了二月底，陈奇瑜终于领着那至关重要的三千骑兵，从宁夏回来了。
陈奇瑜给三边总督袁崇焕押送去了近万名的陕北乱民，真的是帮了袁崇焕一个大忙。
三边总督驻地花马池往西、往北的旷野之地，是真正的地广人稀，有限的一些人口还多数都是西北的回民和其他少数异族。
而这些回民等少数异族，因为世代居住在宁夏的黄河两岸，最方便灌溉最肥沃的沿河土地，都被他们占了，而同时他们又不停指挥，抗拒种植和推广非常适合西北的新型农作物，而且又总是与前来屯垦的汉民发生冲突。
当然，这些并不是袁崇焕最头疼的事情，最令他无奈的是，他陕西三边总督部院的名义，行文陕西、延绥、临洮、固原等地招募流民，免费授田，给粮给种，这么好的条件愣是没有多少人来，大半年过去了，也只是从固原和临洮方向征集了六七千面黄肌瘦的饥民前来就食。
花马池以西，宁夏沿河两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如今大多数还都是没有开垦出来的荒草滩子，更别说花马池以北的河套之地了。
由于那里时不时地还有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部落牧民赶着羊群出现，所以敢于前往开荒种地、屯垦戍边的流民就更少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子，就是宁夏、甘肃之地的汉民人口太少了，而那些非汉族人口，又始终游离或者半游离于官府的掌控之外，不仅这些人的税粮常常收不上来，而且还得防着他们与前来屯垦的汉民矛盾激化，从而生变生乱。
袁崇焕想来想去，终于认识到，这些问题要想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有一个路子，那就是大批量地往远在西北的宁夏、甘肃、河套之地移植汉民人口。
只有当汉民占了绝大多数，西北的这几块好地方，才能真正稳固下来，成为西北官军的大粮仓。
好在如今的三边总督部院衙门移驻到了花马池，控制了整个西北最大的食盐生产地，不管是回回还是党项，或者花马池关外的套虏，甚至远在青海的藏民、蒙古人，都需要花马池出产的食盐，以及三边茶马司掌控之下日益兴盛的西北茶马互市贸易。
正是因为有了盐和茶这两样西北异族紧缺的东西，所以袁崇焕在宁夏、河套等地的屯垦才没有激起少数异族的激烈反抗。
而现在，袁崇焕最缺的就是人口，大量的汉族人口。
所以陈奇瑜的到来，以及送来的近万名陕北乱民，让袁崇焕非常高兴。
袁崇焕作为三边总督，对延绥镇的贼乱也负有剿灭的责任，因此趁着这个机会，陈奇瑜就拿着近万名陕北乱民，从三边总督袁崇焕和定虏镇总兵官杨麒的手中，换取了两千匹战马。
若不是等待着交接这两千匹定虏镇换装下来的战马，陈奇瑜早就回来了。
直到陈奇瑜二月底带着三千骑兵以及另外的两千匹战马赶回榆林城，孙传庭、贺时雨才终于会合了麾下五千骑兵，一边留陈奇瑜坐镇延绥新编两千骑兵，一边赶紧带着两千步卒，押解护卫粮草辎重，往东走偏关、过黄河，再转了向南，往山西太原方向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