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表象看本质。
钱被抢了，粮被抢了，甚至地盘也被抢了，所以我们大家伙才合起心来闹事这才是这张长达一米、可谓字字是血泪的诉状所掩藏的真正内容。
不论王邦才、李获阳等哗变官员如何诉苦，高淮在辽东又是如何搜刮民力，有一点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没有高淮，这些钱粮恐怕也到不了朝廷手中。
谁人得去了？
除了辽东文武，应当没有他人。
对此，良臣从不怀疑。
因为，历史很明确的告诉他，辽东军头的形成正是在万历时期，至崇祯末期达到巅峰。最后，摇身一变，“从龙入关”了。
有稳定的钱粮来源和地盘，有大量役使的军民，才是形成军头的基本条件。
高淮所为，且不论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又是否真的手段粗暴，不顾民力如强盗一般竭泽而渔。至少，在良臣看来，他在辽东干的不错，要不然万历也不会挺他十年。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高淮的说法是王邦才和李获阳抢夺他上贡给皇帝的钱粮，事泄铤而走险率众哗变。
王邦才他们的说法则是高淮在辽十年，致使百姓穷困，军民苦不堪言，他们这才不得已带甲喧哗。
谁对，谁错，良臣不评定，他也没这个资格评定。
他只是来看看的，万历没有给他任何权力，任何可以处置这桩大事的权力。
不过，站在良臣的角度，单从这份诉状来讲，高淮的税使差事干的是十分到位，也很尽力的。
不论从事哪种行业，只要有买卖，有利润，那向国家交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说错了，也是高淮干的有些过份，或者说过于贪婪了，也有点过于小家子家。
百姓种的菜也要收税，这未免太不像话。
当然，事情真假，还有待良臣进一步调查。
至于说税兵敲诈商人，这件事当然不能听凭一方所言，得辨证看。
税兵为何敲诈商人，是应收税而收不得，还是应收税毕再敲诈呢。
不搞清这个问题，谈是非对错，那就全然是表面文章，当不得真了。
要知道，万历之所以派出矿监税使，根子就在于国库收不上税。仅靠田亩税，根本支撑不了庞大帝国的运转。国库要是有钱，万历何至于担上一个与民争利爱钱皇帝的骂名。
矿监，是靠开矿挣钱。税使，则是靠收税挣钱。
显然，打一开始，万历的目标就很明确。无论是开矿还是收税，所针对的也绝不是普通百姓。否则，大可加田亩税便是，何必如此麻烦，整日和外朝争来吵去的。
万历不向普通百姓加税，那么收税的目标是谁？
答案，是明摆着的。
天下谁人有钱，富商。
天下的矿产又被谁把着，富商也！
向有钱人收税，用以调剂国家财政，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应当被普通百姓称赞的善政。
况这些有钱人，也太没有钱人的觉悟了。
光占便宜，不讲付出，只顾自家，不顾国家，这种人，从来都应是被史书，被民众唾弃的人。
然而，现在，一切却颠倒了过来，实在是叫人称奇。
这，或许就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过于繁荣导致的畸形吧。
笑贫不笑娼，讲的不同事，但本质上倒也贴合万历以来“与民争利”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朝廷没有钱没关系，想弄钱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不能从我们这弄钱。
你若是弄了，就是昏君，就是与民争利。
诉状通篇看下来，看着字字好像血泪，但全是控诉性质，扣帽子的指责。一条一条列出，猛一看，这高淮干的可真是禽兽不如。
但细再看，除了罪名还是罪名，仅有的实例也只是指向敲诈商人，及至泛泛说十室九空之类骇人听闻，却经不起推敲的字眼。
类似这种文章，良臣觉得如果有必要，他也能弄十份出来，并且一份比一份猛。反正，往大了说，往坏了说，十条八条罪名不够狠，百八十条也不嫌多。
要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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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位奴酋实在，不搞太虚，七条罪名就能起兵了。
私扣军饷，良臣觉得高淮应当没这个胆量，也没这个资格。
高淮只是矿监税使，又不是蓟辽总督，也不是辽东都司、巡抚，他怎么克扣军饷？
就算他敢，恐怕这九边的大头款也不是他这个只有千余税兵的矿监税使能吃得动的。
在辽东，真正的第一人可不是高淮，而是那位李大帅。
李成梁这个坐镇辽东几十年的巨头，能容忍一个阉寺扣他的军饷？
如果确有其事，良臣的判断则是，李成梁将这些军饷克扣了下来，然后分给了高淮一些，用意恐怕一为交好，二为合作。
毕竟，高淮这个辽东矿监税使，还有一层身份钦差。
李成梁不想让皇帝知道一些事，必然就要买通高淮这个钦差。
这年头，身居高位者，没一个屁股是干净的。休说李成梁这个大军头了，内阁首辅叶向高也不是个干净人。
现在，这二人之间可能产生了利益冲突，要么高淮觉得翅膀硬了，想绕开李成梁弄得更多，亦或李成梁觉得高淮坐的太大，威胁到了他的地位和权力。
反正，矛盾是不可调和了，所以关门发生军变。军变一起，高淮想不死都难。
就算皇帝依旧如从前一样包庇高淮，克扣军饷这条罪名抛出来，高淮也是在劫难逃了。
无论事实真相是如何，只要万历真的为了平息军变，而罢除革杀高淮，那么良臣手中拿的这张诉状，就一定会成为高淮的罪证、铁证，进而被引入史料。后人在研究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时，也一定会将此当成矿监税使的罪恶，进而抨击万历这个“主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