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便将此事的前后说与李克恭听，并不洋洋夸大，也不故作谦虚。
李克恭听完，哈哈一笑：“代州人说五郎君子，言出至诚，今日某算亲见了。”
李曜心中一动，忖道：“哥这么有名？唔，只怕是李克恭随口恭维的一句吧。”
这时李克恭忽然面色一变，从笑脸转为悲愁：“潞州人说我李克恭胡虏本性，暴戾贪婪，可他们不知道，我这节帅……不好做啊。”
李曜眉头一挑，没有接口。
李克恭在眼里，不动声色道：“前者克修在潞州，实无大错，只因对大郎招待不周，便被斥责，最终郁郁而终，某有此前车之鉴，焉敢慢待大郎？”
李克恭所说的大郎，自然不是别家大郎，而是他沙陀李家大郎，他的大哥李克用。
李曜点点头，道：“节帅难处，只有节帅自知，旁人只见节帅风光之时，未见节帅为难之处，难免有所偏误。”
李克恭见李曜知情识趣，当下又是一番苦水诉出，李曜拿出陪领导的能耐，虽然言语不多，总能将李克恭说得转怒为喜。
当说到所谓苛刻当地，李曜提起两税制后，李克恭忽然若有所思道：“某曾听一贤者说起此事……原来李五郎也有这等法？不知可有法子改此恶法，使我节帅府既有能力为节帅大业出一份力，又能不频繁扰民，使之不能活命，继而铤而走险？”
李曜心道：“哥不是没有办法，问题是你李克恭难道能做到不成？”
唐代的两税制，开始在唐德宗健中元年，为当时掌理财务大臣杨炎所策划。自此以来，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一制度。只因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故称两税。此制与租庸调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显著的，据唐时人的说法，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也就是说你从江苏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
如此一来，则人口的流徙，就比较自由了。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个说的是你有多少田，朝廷就找你收多少租。这么一来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也获解放了。这些优势不能不说是此制之好处。然而，朝廷既然不再授田，那么民间肯定自由兼并，所以两税制一行，就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等等，这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自由需要有限度，正如同你不能自由自在的去杀人，所以这一制度和古制相较，也有它的毛病。据当时一般意见说，租庸调制三个项目本来分得很清楚，现在归并在一起，虽说手续简单，但日久相沿，把原来化繁就简的来历忘了，遇到朝廷要用钱，要用劳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项目。而这些新项目，本来早就有的，只已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等于加倍征收？这是税收项目不分明之弊，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一制度所规定租额的一面。
须知中国历史上的田赋制度，直从井田制到租庸调制，全国各地租额，由朝廷规定，向来是一律平均的。如汉制规定三十税一，唐制则相当于四十而税一，这在全国各地，一律平等，无不皆然。但两税制便把这一传统，即全国各地田租照同一规定数额征收的那一项精神废弃了。在旧制时期，朝廷是先规定了田租定额，然后照额征收，再把次项收来的田租作为朝廷每年开支的财政来源，这可以说是一种“量入为出”的制度。然而两税制之规定田租额，则似乎是量出为入的。
因当时杨炎定制，乃依照其定制的前一年，也就是唐代宗之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这么一来，在朝廷的征收手续上，是简单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调查统计垦田数和户口册等种种的麻烦，然而其相应而起的弊病却是大了。也因为如此，这一制度就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随地摊派，而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了。
举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讲。据当时陆贽的奏议说：臣出使行经，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阒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
这因为两税制之创始，本因以前的帐籍制度淆乱了，急切无从整理，才把朝廷实际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为准而硬性规定下来，各地方朝廷即照此定额按年收租。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朝廷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于是穷瘠地方，反而负担更重的租额，形成如陆贽所说，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于是那地的穷者愈穷，只有继续逃亡，其势则非到一家两家来分摊这原来十家的负担不止，而此一家两家则终必因破产而绝灭了。
再换一方面推想，那些逃户迁到富乡，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于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照此情形，势必形成全国各地的田租额轻重不等，大相悬殊，而随着使各地的经济情况，走上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愈富裕。这是唐代两税制度严重影响到此后中国各地经济升降到达一种极悬殊的情形之所在。虽说此后的两税制，曾不断有三年一定租额等诏令，但大体来说，自唐代两税制创始，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则是极显著的事实！
李曜知道，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此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再举一实例，据当时的陆贽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百文。往输其一，今过于二。又据四十年后的李翱说：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两百，税户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今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二匹。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耶？假今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比建中之初，为加三倍。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直延续到现在。
而最主要的是，则是朝廷为这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两税制推行，朝廷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这虽不能说是历史上之必然趋势，然而也实在有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变动。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都是在农村，而并不在都市，哪怕城市化非常高的宋朝，如果没有农村基础，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唐以前的大家门第，到中唐以后逐渐又在变。变到既没有封建，有没有门第，而城市工商资本，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又始终不使它成为主要的文化命脉。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但这其中既然有这些弊端，要改革当然也就是从这些弊端开始，只是李克恭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决心？李曜感觉……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