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主政，特别是一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除了绝对的权利和威势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对大局的掌控能力，处理复杂多变的政治关系和人际纠葛，应对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政治智慧，以及掌舵自己并不擅长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使得这个北方大省的经济展势头能够持续。毕竟中央需要的不仅仅是河海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政治生态的可控，更需要经济强劲增长的势头能够延续，给中央更多的财政和资金支持。这是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可这些对于不谙经济的赵浩楠，显然是一件艰难的任务，可更为困难的还是局势的掌控和权力的舒张，以及意志的实现。河海省作为曾经的中华文化源地，有着很深厚的文化传承和传统精神脉络，也有着很深刻的文化自信和地缘骄傲，以此也造就了河海省人文精神的独特和思想意识的自满，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抵触，以及思想观念上由自满带来的保守，还有就是意识上的自足和固步自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念的进步和越。体现在行为方式上，就是道德上的自律产生的约束力，与文化精神上的限制，共同作用在个人言行之中，意念上的忠厚和行为上的迟缓，构成了河海人文精神的主体。
近些年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可几千年潜移默化的文化品性，却不是短短的时间和经济利益，能够彻底扭转和改变的，而最能体现这种矛盾变化的，还就是各级官场表现的比较充分一些。一方面是礼仪之邦厚重的待客方式，以及交往过程中的宽厚，可具体到细节的落实和操作，就是节奏的缓慢和过程的繁琐了。另一方面就是本土干部观念的保守和意志的执拗，以及理念上的固步自封和坚持了，而这些在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就形成了一股势力，或者说是一种洪流，明确地说就是本土干部与外来干部，从观念到行动上的抵制和抗衡。
这样的问题在全国各个省份，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可像河海省这么严重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这也体现在河海地近京畿的地缘因素上，自古就有京畿守护神的称谓，给河海带来着荣耀。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近代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河海不但诞生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而且随着革命事业的展，河海人民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小推车支援了革命，而且为全国解放后的建设和展，贡献出了众多的南下干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和精神集团。很多年之后，依然在全国许多地方，挥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河海省的干部体系中，本土干部所占比例始终是压倒性的多数，逐渐形成了一种上到省委、省政府，下到基层县市，一股根深蒂固的联系纽带，也形成了一种很深的地方保护意识和观念。尽管本土干部中，也有华沂、海东和河中等派系的争权夺利，可在对外之时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群体，也是与中央宏观管控河海省的愿望相违背的。
但久已形成的惯性，也不是中央可以轻易改变的，更何况其中还有河海在京老干部的暗中支持和策应，使得中央在河海干部使用，尤其是省部级干部选派使用中，也不得不考虑和权衡的问题。通常的惯例是省级党政负责人分置，即省委书记和省长原则上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各占一位，组成班子中尽管还不做如此明确的比例搭配，可也基本遵循这样比例。也有比例错位的时候，可也只是省委和省政府组成比例的不同，毕竟省政府侧重于经济领域的管理工作，本地干部还是熟悉和优势多一些，而在省委常委的设置上，却可能倾向于中央的绝对控制力。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安排，即使有短暂的混位，也很快就会进行弥补和调整。
尽管有着这些精准的设计和考量，可具体的权力制衡却需要单个的人来实现，中央不可能过多地干预到行政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这就是中央和地方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领导人的综合能力和政治智慧，决定着河海政局和官场秩序的稳定，而这种稳定体现在社会层面，就是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平稳展，以及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