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转过来的材料我看到了，国有企业脱困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问题，看来天翔同志似乎找到了一些办法，就是利用企业自身的汇聚和集散功能，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这样的尝试很有意义，也许是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的一条路子。”浩南省长夸奖着，“近期我准备组织有关部门做一个专题调研，制订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案，可能的情况下逐步在全省推广，老领导，你推荐了一个人才啊！”
“我还真不知道他还关注了这个，他是搞行政法学的，没有想到对企业还有这么浓厚的兴趣。”闫博年也不掩饰对齐天翔的喜爱，“这孩子心细，喜欢思考，但唯一的问题就是经验欠缺。”
“只要有热情，只要真心做事，把老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年轻可以培养，没有经验允许犯错误，还有什么不能做好的呢？”浩南省长斩钉截铁地说：“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给天翔同志身上压更重的担子，要发挥他的长处。”
“浩南同志这话可是有挖墙脚的嫌疑啊！”郑明笑着抗议，“你光看到了天翔同志对国有企业稳定社会和群众情绪方面的特长，还没有看到他在平原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培训上的讲话材料呢，很有想法。”郑明看着鲁健笑着说：“他提出了反腐和防腐的一些具体想法，想法和思路与中央领导的思路完全吻合，就是反腐的同时，坚强防腐制度建设和作风监督，以防促管，打防结合，很有新意。”
“回头倒是可以请他来给我们上上课，讲一讲，毕竟他们的思路更接近现实一点。”鲁健说着提议，“喝酒，酒助谈兴。”
“天翔关注大型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我倒是很支持，我是企业出身，大型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闫博年思考着说：“我们河海，大型企业集团有上百家，而且机械制造就占了一半以上，以往也撑起了河海经济的半壁江山，现在他们陷入了困境，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更不应该忽视他们在办社会的同时形成的企业合力和凝聚力，这对政府管理是一种促进和互补，不能简单的否定，更不能放弃。”
“老领导说的是真章，一窝风的改革举措，伤害的都是我们以往倚重的财富。”浩南省长端起杯子轻轻地与闫博年碰了一下，接着说“我始终认为，能买来的东西，或者能轻易买来的东西，一定不是好东西，或者说是不重要的东西。有钱可以买来美食、汽车、房子、lv手包，甚至权利和美色，但可以买来时间和健康吗？不是有这样一句歌词吗---纵有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是说钱的局限性和无奈。没有自己的核心制造业，没有自己的研发和科研能力，没有**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思路，国家主权和安全如何保证，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何体现。花大量的外汇进口大批的设备和技术，但核心技术却无法买到，因此成了世界工厂，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成了各主要资本国家逐利的市场，也成了世界加工厂和落后技术和设备的仓库，产生了大量的洋品牌和产品。由于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品牌自主权，现在充斥市场的家电、汽车，以及高端服装产品，有几个是我们自己的，又有几个不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生产的，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国际资本和集团低价进入中国后，利用各地给予的优惠和减免政策，迅速积累的资金和利润，再次投向中国，利用我们政策的漏洞和产业政策转移升级的空隙，大量收购或入股中国的传统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在我们某些人眼中一钱不值，甚至视为包袱的日化、农产品加工，都纷纷有国家资本和财团控制。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家中，从电视机、冰箱、电脑，到洗衣粉、洗发露、牙膏，到吃的方便面，用的食用油，哪里不是国外的品牌，哪一样不被外资所控制，这还不包括某些高端制造业的关键设备，航空发动机，大型机电设备，甚至高端科技零部件，都需要进口，都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这还不包括资本市场上无处不在的金融黑手。这还不可怕吗？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人口基数的国家和民族，命脉在人家手里握着，颠覆或颜色革命不是要看别人的心情或需要吗？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正一天天减少，危机正一天天逼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意识到并警惕，别说老百姓，就是高层也不是都清醒。似乎可以买到的都不是问题，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说在国际关系的热恋期不是问题，但如果进入休眠期，甚至冷战期呢？关键设备到哪里去买，谁又会卖给你？国际关系有时候就像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你困难的时候可以帮你，或者是看你可怜，或者是人家热心，但前提条件一定是你不如他，或者你家庭的情况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以及你有他需要的利益和回报。一旦你家庭发生了变化，或者你不再听话，他就会用另一个面孔来对待你，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打击，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彻底颠覆也不是没有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和石油这些战略物资，一旦没有人卖给你，怎么办？人家不打你你就乖乖投降了。这就是国际关系，这就是政治，而且是血淋淋的残酷的政治。”
“是啊！这是现实的问题，很多年来我们在发展中居然就忽视了”鲁健感慨地说：“现在的地方政府，说起来是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可持续发展，但谁又能真正费劲巴力地去发展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主导产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官员顾位置，政府顾数字，年度的考核现在是半年甚至一季度一报了，数字好不好看关系到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位置，这么严苛的考核面前，怎么让官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官员超脱地去务虚。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资，即有数字，有可以拉动内需，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房地产，盖房子需要工人吧，工人需要吃、穿、用吧，盖房子需要钢筋、水泥、沙子物料吧，需要运进运出吧，需要车辆人工吧，这都是明面的需求，还有房地产有金融流动吧，有税收吧，商品房销售有数字吧，这又是一层；房子可以安置回迁户吧，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吧；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土地可以卖钱吧，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吧，这还不包括有关人员的黑色收入和权钱交易了。这里只说的政府阳光层面的意义和作用。可以带来内需，拉动就业，促进生产和销售，还可以改善民生，这就是最大的政绩。为什么地方政府对高速公路建设，铁路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热情，这就是原因。除此之外，你还让他关心什么，农业投入大，产出低，受天气和市场的影响太大，发展基础农业种粮食是稳妥，但产出低，农民生活和收入增长太慢；发展特色农业，需要科学规划、科技指导、科学统筹，产量小了形不成规模效益，产量大了销售又受市场影响，一切都好皆大欢喜，一旦产品滞销，上面逼下面闹，搞不好老百姓再给你来个寻死上吊，费力不讨好还有风险，而且累人累心政府还没有什么实际收益；抓工业吧，生产什么，重点鼓励什么，也是很费思量，而且现在什么没有生产，什么不再过剩，新兴产业是什么还真抓不准，企业小了没有规模效益，企业大了不一定听你招呼；而且一个企业从论证到建设再到生产，以致产生效益，短的六七年，长的十几年，哪一个官员可以等得起，而又有哪一个上级政府给你这样的时间；因此还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来的实惠，来的直接。或者是旅游和消费，只要有资源，也是可以快速看到效益和成绩的行业。”
“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文件出不了大院，这除了部门利益的博弈之外，更多的还是基层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作祟。”郑明也深有感触，“部门利益是第一道拦路虎，任何新的政策和举措都可能触动部门固有的利益或格局，就说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说起来很好，前景也很美，但少了审判权，某些职能部门就少了利益和利益输送，更少了对基层和项目资金的控制，发改委没有了审判权，管理从哪里体现？让一个权力部门沦落到宏观研究和调控部门，何止是阵痛，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减税让利，说起来很容易，不改变总量，让出去的税收从哪里补回来，不让他找到补回的办法和地方，他会痛痛快快地实施吗，他不考虑乌纱帽吗？还有种种的纠葛，就更是让好政策难出大院了。再来说基层，考核方式不变，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实施，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政绩，他需要数字，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下面所能采取的，一个就是变相改变政策内容和实质，一个就是阳奉阴违，拖着不落实。”
“这么些年，我们过分强调财富带给人们的快乐，却恰恰忽视了财富带给人们的不快乐”，闫博年慢慢地想着说：“媒体、舆论、电视，甚至日常生活，炫耀的都是富人们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豪宅、豪车、豪富的生活，但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形态里，财富带给快乐的人群毕竟还是极少数，大多的还是普通民众，进城务工人员，甚至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财富对于他们是奢望，也是可望不可求的梦幻，他们面对的还得是平凡的生活，平常的收入，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的问题和担心，财富其实对于他们不是快乐，而是负担。因此要研究他们的心理和需求，而不是迎合富人的的奢华，不是建更多的别墅、豪宅，私人会所、高档酒店，也不是极力宣扬宫廷菜、私房菜的神秘和高贵，而是要尽力解决安居房、保障房，学校、幼儿园配置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关注医疗投入和社会保障，关注世道人心，尽力解决老百姓的需求。这不是一句空话，过去的帝王还明白大灾之年免徭赋，农民起义还强调‘均贫富’，可见清醒的判断和诉求不但能获得民心，更能获得民力。而且要注重对青年，特别是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动辄帝王将相、美艳奢靡，对年轻人会是什么影响，又会将他们的观念带到何方？社会的稳定，首先应该是价值观的稳定，是人心的稳定，其实才可以谈的秩序的建立，诚信的回归，以及道德的重塑。”
谈着说着，一顿饭吃了将近二个小时，饭后鲁健书记和浩南省长、郑明书记亲切地将闫博年送到餐厅门口，看着闫博年离去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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