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家跟西川叛军打了这么久，已然都有些筋疲力尽，周家精锐的关中军一到，自然锐不可当剑阁、阴平关之冷家守军早已调去与西川叛军周旋，此时剑阁、阴平关天险防守极其薄弱，一旦被攻击，很快失陷四川的大门，已经向周晔敞开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夔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阵亡后，蒙古军北撤到忽必烈汗时，蒙古军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但无论是攻襄阳期间还是后来东下临安期间，蒙古军都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以破坏宋军上下游之势的维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