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人出面，小孩子们自然是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以为就是一般的感冒之类的，很常见。傍晚放学的时候我还看见喜子脑袋上包着一条他老妈的黑丝围巾，坐在他父亲的自行车书报架上，说是刚从卫生所挂完点滴。他父亲说，明天还要请假，让我们继续带口信。
那一个星期喜子都没有来上课，周五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去了喜子家，手里拿着用网袋装着的水果和饼干。我一度很羡慕，因为那是我想吃却没得吃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买给我吃反倒是去给我的同学？一种委屈感让我不愿意同行，我甚至嫉妒喜子因为生病可以吃到好东西，于是我也在家里装起病来。
父母回来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愁容，当见到那个在被子里声称肚子痛的我时，急忙连夜就送去了医院。那个赤脚医生给我了开了药，反正我也吃了，在那里我听到大人们在议论，说是喜子怕是得了什么怪病，一直在发烧，医生说他这里最好的青霉素已经用最大剂量注射了，行医多年，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病重孩子。
一旁有个老太太，也是我们村里的，平时就爱个神道，插嘴道：“莫不是那孩子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要不要去找个先生来看看？”
喜子的父亲是个党员，兼着我们村里的委员，大小算是个官。那时候村干部们互相斗的厉害，谁有点小把柄很容易就被抓住，也分各种派系，喜子爹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层，只是碍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去县城瞧病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农村人，不到那一步是不会轻易乘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路颠簸到县里的。在村里，你大小算是个人物，可进了城，两眼都是一抹黑，啥也不算。喜子就被送去县城了，又过了几天，托人回来借钱，听消息说孩子晚上说胡话，总说有个女人在喊他，经常半夜里就莫名其妙的哭，哭得医院里同病房的人听得都瘆的慌。
白天的时候他到还好，只要一入夜，高烧就来了，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反正寻思着再不行，就安排车子给送去省城，叫他家里准备好钱。<>
我父亲与喜子爹算是关系不错的，自然就得凑一份，带信的是喜子家的一亲戚，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觉得喜子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然后那人就问我父亲道：“你是不是认识一个道士，五里铺那个姓查的先生，能不能给喊道家里来瞧一瞧。”
他说的那个先生便是查文斌，那时候的查文斌是真正的解甲归田不问世事，父亲念着喜子爹是朋友，喜子又跟我是同学，便碍于情面去了五里铺。那是在我小姨出事后第二年，查文斌再次来了，他每次见到我总是很开心，我那时候也从不觉得他是一个道士，从打扮穿着来看，这人怎么得就是一农民，那时候的他特别的消瘦，我老是会去注意他的脸颊，因为那里的轮廓太明显。
查文斌被父亲请来了，然后去了喜子家，他家中没有人，由着父亲陪着去的。傍晚的时候他就来到我家了，一进门就把我喊了过去直接问道：“小忆，那天晚上你们到底去哪里玩了，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跟我好好说一遍。”
这时，我才看到父亲阴着脸拿着一个桶站在门口，我很害怕我的父亲，因为他很严厉，只要脸一黑那一准没有什么好事。那个桶里有东西在晃动，我瞄了一眼，里面装着的正是那条白色的鱼，原来它还活着。
我把发生的事情大致过了一遍，包括那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都夸大了一番，因为到那会儿我还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是那条鱼并没有被父亲留下，而是给查文斌带走了。
我听到院子里，他和父亲的对话，他说迟了一点，然后就走了。那天晚上还是父亲陪着的，母亲在家里做了很多饭菜，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那么晚的夜里还在厨房里忙活着，一张竹编里放满了盆子，还有很多香烛和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