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耶稣实在公元30年还是公元33年或者36年殉道，总而言之，那几年犹太人的生活状态是很不如意的，不光有腐朽的神殿祭司和希律家族在压榨他们，更糟糕的是异族罗马人那个野蛮凶残的总督彼拉多还在作威作福。
《新约全书》中的彼拉多形象还不错，似乎是不愿意处死耶稣，耶稣的死完全是犹太人的责任。反正仅仅只看《圣经》的话，犹太人是典型的反派，罗马人彼拉多显得很“无辜”。
但事实是这样吗？众所周知，《新约全书》是耶稣殉难差不多一百年后才得以成书的。那时候为了迎合罗马统治者，肯定要将罗马主子洗白白。而且这部新约后来多次修订，删节了大量对耶稣神性不利，以及对罗马统治者不利的章节。
总而言之，新约中前后矛盾和错漏的地方太多太多，很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让人摸不着头脑。历史上的彼拉多可不是什么好人，其对犹太人和耶稣犯下的罪行是洗不干净的。
比如这位彼拉多刚刚上任的时候，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他命令他的jūn_duì 举着画有罗马皇帝肖像的盾牌挺进耶路撒冷，这很显然是耀武扬威是给犹太人一个下马威（犹太教传统是禁止崇拜偶像的，罗马皇帝肖像肯定不适合出现在耶路撒冷）。
面对这个新上任的二百五总督，连罗马人的狗腿子希律.安提帕斯都有些无语，只能亲自带领代表团面见彼拉多，恳求这位总督移去这些画像。
面对犹太人的抗议，彼拉多是怎么做的？他将自己的卫兵派了出去，准备抓人。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犹太人也豁出去了。代表们干脆趴在地上将自己的脖子亮出来，意思是要么你杀了我们，要么就移去画像。
面对犹太人的强烈反弹。这位总督不得不妥协让步，移除了画像。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犹太人和新总督的摩擦才刚刚开始，正式上任之后，这位彼拉多四处镇压犹太反叛者，在加利利大开杀戒，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
总而言之，这位总督在犹太人中的风评很坏，用犹太人的话说“贪赃枉法、暴力、偷窃、殴打他人、滥用职权、大肆处决异议者和野蛮凶残”。甚至连希律家族的都说他报复心很强脾气暴躁。
要知道彼拉多代表的是罗马，是罗马委任统治以色列的代表。作为儿子的希律家族这么评价老子的代表，可见彼拉多有多么糟糕。
彼拉多当总督的那些年，可以说是犹太人生存状态相当的糟糕，类似耶稣和约翰这样的反抗分子是越来越多，整个犹太族群都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那么彼拉多当犹太行省的总督是哪几年呢？大约是公元26年到公元36年。好吧，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年份，在公元36年彼拉多就下台了，下台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撒玛利亚“先知”给了他沉重一击。
这个撒玛利亚先知向心潮澎湃的犹太人宣称遭到了摩西的骨灰翁，要求犹太人接受其领导。而彼拉多则立刻做出反应。派遣骑兵杀了撒玛利亚先知及其追随者。
这项行动看似维护了罗马的权威和统治，但却激怒了撒玛利亚人，连撒玛利亚人都指责其残酷无情。一时间是民愤滔天。这么说吧，彼拉多的铁腕并没能让犹太人屈服，反而将犹太人逼迫到了公开反叛的边缘。以至于罗马驻叙利亚总督都不得不亲自出手干预，罢免了彼拉多，将这个货遣送回了罗马。
这项举措是如此的受犹太人欢迎，差一点这群人就将叙利亚总督奉为救世主。
圣保罗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做出转变的，虽然不可能有人知道其转变的真实原因，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大胆的猜测。之前说过保罗是法利赛人，遵循犹太律法的法利赛人怎么会走上全面否定和推翻犹太律法的道路？恐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保罗对犹太律法和犹太传统彻底的失望了。他恐怕认为坚持传统已经不能改变犹太人的生存条件了。
看看犹太人面对彼拉多的反应，处死耶稣的时候。犹太人上层几乎是一致喊打喊杀，但是面对彼拉多时却完全无能为力。竟然只能依靠罗马爸爸大发慈悲。而对于那位驱逐了彼拉多的叙利亚总督，犹太人竟然感恩戴德，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恩赐，而是那位总督的职责，那位总督也根本不是在帮助犹太人，而仅仅是维护罗马的统治而已。
那一刻，恐怕圣保罗的内心被狠狠地撕裂了，同胞的反应恐怕是让他感到了耻辱，也让他进一步认识到犹太律法和犹太人的圣殿真心是什么用都没有。既然它们没有用，那么还要它们做什么？
那么保罗的觉悟对李晓峰有什么作用呢？从后世华夏的经验看共产主义在改善国计民生似乎确实是一点用都没有，华夏的崛起是纯粹资本的作用。那是不是说苏联应该学习保罗将共产主义的条条框框丢开呢？干脆学华夏挂羊头卖狗肉算了，或者干脆连这张皮都别要了，华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去吧。
这是相当严肃的问题，很可能造成的就是天崩地裂，苏联这个基本盘是列宁这一带人好容易才拼下来的。没有毁于敌人之手，毁在了自己人手上，那才是叫可惜。
而且在李晓峰看来，全面否定原有的路线和道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苏联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说明原来那条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用的，至少帮助苏联完成了部分原始积累。现在将其否定，老百姓都不一定买账。
怎么样在不动摇本身的基础上完成改革，这就是学问了。那么历史上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吗？****那一套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功利主义的态度肯定是有问题的，说是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硬，实际上是一切向钱看。结果是动摇了党的基础，等发现问题的时候抓思想建设，顶多算亡羊补牢。至于晚不晚那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可能有同志要说了，那一开始就抓思想建设不就行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思想建设哪怕是华夏改革之后也是年年讲月月谈。嘴炮就没停过，但是在资本的冲击下。效果如何？
这个世界上圣人总是少数，面对诱惑的时候，能有几个人不动心？思想建设的嘴炮是屁用没有的，仅仅靠几句空话就让人广大党员干部抵制糖衣炮弹，不能不说太天真了。人类历史上出了几个包公几个海瑞？
还有同志说制度建设，靠制度来约束。提法倒是不错，问题是制度这个东西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而且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要是人类制定的游戏规则，就总能找到漏洞。更何况制度这个东西，总归要人去执行。
没有能落实制度的人，再好的制度也是三胖家的所谓民主，三哥家的所谓人权。那么究竟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呢？还是看历史教训吧。
圣保罗的宗教改革成功了，基督教以其不可思议的包容性在罗马帝国蔓延。从最初的异端邪教变成一统天下的国教。应该说这恐怕连圣保罗本人都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