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孩子都爱问为什么，明天会怎样？
凡是老人都爱说那是什么，昨天是什么样。
孩子多了一份期盼和急躁，老人多了一份宽厚和博大。
谢陆河有一脑袋的疑惑，但他不能问，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岭南省委书记；李敬有一肚子的苦水，但他不能倒，他是华共鹏城市委书记，鹏城特区的大当家。
他们不说，不好说，不敢说，不能说，郑南巡也知道。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对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郑南巡按了一下电钮，话语像打桩机重重地向一根根桩管砸去。谢陆河听到了，喜上眉梢。李敬听到了，多云转晴。叶广开听到了，这辈子都记住了。
郑南巡举着颤颤微微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郑南巡说到这里，忽然面带微笑，好像回忆了一下什么，才继续说：“最近一个小同志写文章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他还有另外一个话，我觉得总结得更好，他说我们做事呀，要问一下自己做的这件事，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不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不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衡量改革开放的标准。”
朴而自古，拙而自奇。若远而复，若纵而敛。郑南巡谈话就是这样挥洒自如。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是那一辈人难得的集体品质。
他们不骄情，不做作，不装，不撑。他们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伪装。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阅历，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坦荡，承受得起这一职务，这一位置，这一话语权力。
他们不讲形式，不讲废话，不讲假话，不讲大话，也不需要讲客套话。
谢陆河听了这话，立刻接了一句：“这句话是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里的，我也看到了，当时还把这三句话打了波浪线。”
郑老笑了，说：“这个话总结得很好，说了我想说的话。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们改革开放对不对？我看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么回过头看，那些人动不动就是‘姓资姓社’，把时间精力都浪费在争论上了，这有什么意义？老百姓得了什么实惠吗？国家得了什么实惠吗？都没有。所以我说，不争论，我们搞经济，谋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看来，改革开放是搞对了，我们要坚持这个政策不动摇。”
事实上，开放，对封闭了多少年的华夏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字眼。当这一嘹亮的号角从中南海传到南海之滨，这里的“睡狮”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山那边、海那边、天那边发生的变化，他们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华夏现代史上伟大变革的试验。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了一片片沉睡的土地，古老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上走来了不同肤色的外国投资者，一座座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发展商品经济，振奋了每个人的脑细胞……
那一年，一条民谣开始流传：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才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跑得太久，人们麻木了，同时也害怕了，刚刚尝到点甜头的老百姓怕变。
这时，郑南巡站出来说：“我说话还有点用，我的用处就是不动摇。”
南方讲话迅速传出，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飞速铺开。
京城也没闲着，李宪成、李宪立各自刊文，发表署名文章，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两兄弟更是叫出了“高举郑南巡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动摇”的口号。
一时间，“南巡讲话”取代“苏联解体”，成了华夏最热门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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