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因为我国目前的体制不适合科技的发展？”不愧是京城师范大学出来的学生啊，梁笑即使在朝廷台的演播室也敢如此说话。
卢蕊顿时脸色一黑，不是说进来的人都是各个学校筛选过了的么？怎么还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她将目光投向观众席后面的领导。
吕丘建伸手阻止了工作人员的行动，坦诚的回答道，“的确有一部分是体制的原因，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说体制的原因，那么红色帝国的体制和我国差不多，但他们也有朗道、卡皮查、谢苗诺夫等多位诺奖得主！即使在我国动乱的年代，也有屠呦呦先生的青蒿素、汤飞凡先生的沙眼衣原体以及众所周知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多项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所以这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
“至于真正的原因么是多样的，首先，我国对于科技研究的导向不同！从建国以来我国科学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追赶世界前沿水平，国家的导向是以工业应用型研究为主，而非基础性研究；而诺贝尔奖更侧重于基础研究领域，应用性研究除非是颠覆性的成果，否则很不容易获奖！”
“基础研究是非常烧钱而且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这不是一般的国家可以玩得起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耗资数十亿美元，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耗资3.5亿美元......我国在那个时代就进行这些研究是不理智的！”
“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去了解宇宙的真相远没有如何提高钢铁、化肥的产量来的重要！对国家来说袁老先生的杂交水稻技术远比十个诺贝尔奖要来得重要！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不够，获奖自然就变得困难了！”试想一下，在六七十年代，是建设一个发电站重要还是建设一个对撞机来的重要？恐怕任何一位理智的政治家都不会选择后者。
“国家在基础领域缺乏投入，科学家们没有实验设备又如何开展科学研究？比如之前紫金山天文台的常研究员就是找到了米国的先进薄电离量能器才发现了暗物质可能存在的证据！如果没有这项耗资上亿美元的设备，他也写不出那篇被刊登在《nature》上的文章！放在我这里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我也没有可能这么早就发现暗物质！从而证实我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