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礼貌地道了声谢。
如果一个红色国人能够在东瀛流利地说当地语言，那么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不是难事，根本不可能沦落到这样的贫民区生活。所以，语言成了一个破绽。
他深深记住这个道理，决定从明天开始装作听不懂，也不会说日语的样子。“你不是东瀛人吧？你是从红色国来的，还是从高丽来的？”负责人紧锁眉头打量着他。这一瞬间，何雨柱完全愣住了，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刚刚还把他当作是本地人呢，怎么一转眼就察觉出他的身份了呢？真是太奇怪了吧。
“我的祖辈早些年到了这里，其实我是华裔……”
何雨柱随口编了个故事，然后好奇地询问对方是怎样发现自己非东瀛人的。
听了负责人的解释后，何雨柱顿时无言以对。
1500的住宿费用可以租下一个带有钥匙的独立房间。房间里配有电视和独立卫生间。
不过，床铺之类的就得自己解决。但对于何雨柱而言这不是问题，在他随身携带的空间中并不缺少这类物件。他环顾四周，并仔细思考着刚才负责人所说的话，感到十分不解。
据说区分是不是当地人非常容易。那人语气中充满自豪地说，在东瀛无论人们处境多么艰难，他们都会保持对长者的敬语以及非常尊重的行为举止。
好吧，照这么说只要跟谁说话都要鞠个躬吗？甚至三次就能把人送走了？
然而，对于这样的传统习俗，何雨柱作为一个红色国人表示完全不能理解。在红色国，这些老旧的礼节已经在文化革命中被抛弃。所谓的“礼仪”，不过是维持一套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而已。
红色国没有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缺乏文明。在东瀛仍保留这些规矩只表明，上层社会依然通过某种形式掌控着广大民众。而这些表面看来庄重的形式，实则是固化了森严的社会分层体系。
礼仪从来都不应该是单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而是整个社会层级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当这种礼节仍然盛行时，个人意愿变得微不足道；每个人都被迫遵守，实际上是在思想层面接受了一种自我奴役。最让人心生警惕之处在于，尽管这种体制下人们生活在不平等之中，他们却往往对自己所处状态表现出满足与骄傲。
更为可怕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维护这套观念。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因为大家都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成为受益者。
小时候接受种种约束，在成长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不论对方品质如何，都需要保持尊敬的态度。等到年纪大了以后，则期望他人能够给予自己同等尊重，从而获得表面上那份虚荣感。一旦发现有人违背规矩，总会立即站出来指责。他们会站在道德高地指手画脚，仿佛其他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一样。
这只是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模式罢了。
而在更加广泛的人际关系网里，每一阶层的人都会竭尽全力来保护当前这种有利于自身的结构形态。就好像古代社会中存在皇帝贵族等不同的身份群体一样。同样都是人类成员，但为何前者能享有更高地位呢？这正是长久以来思想控制所产生的结果。
风风雨雨十年，改变了所有的旧习惯。
给了人们平等的机会，可如果大家不懂得珍惜，反而想把自己束缚起来，这就有点难以理解了。
正因为东瀛这样的特殊社会体系，使得某些特定思想有机会生根发芽。
令人感叹的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大家竟然以自我压迫为荣，将思想解放视为危险，这使得那类特定思想很快就被消灭，激不起什么水花。其失败的关键并不在于大国之间的外交变化，而是在于这些深入人心的旧习以及社会体系的影响。
上层人士稍微给点儿好处就让很多人满意了，甚至展现出一种依赖的态度，只要有口饭吃，就心满意足地维持原来的生活状态。
不是每个人都能勇敢地通过漫长的十年去打破这些旧习俗，给予民众真正的自由。
东瀛不行，别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办不到。
深深地体会到了东瀛与红色国之间巨大的差异。
何雨柱收拾了一番后便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大约五点多他就起来了，并赶到了劳工所门口。
此时那里已停了不少小面包车了。
何雨柱轻松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活儿——去城里绿地拔草。
由于任务比较轻松，工资自然不高，每天只有八千日元（相当于红元三四十左右）。
这只是事先谈好的价钱，在经过中介机构抽取佣金之后实际能到手的钱可能更少。
确定了活儿之后，他前往小客车处等候出发。
通过车窗向外望，他发现虽然贫民区内人口众多但前来求职者却不多。
而且在这些人里面几乎没有年轻面孔，多数都是中年男性且不见一个女人的身影。
当指针划过六点一刻。
何雨柱才意识到问题，并非来这儿找工作的人太少，而是自己提前太多到来的缘故。
直到此刻人才逐渐多了起来。
很多人都面无表情，脸色苍白，穿着也不太整齐。
来找活儿干也只选些轻松的工作机会，若是没合适的干脆转身就走。
有些晚到的朋友错过了机会也不显得多么遗憾，依旧是那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来时如何回时便怎样。
看着这一幕，
何雨柱忽然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汇：三和大神——那些可以玩三天再工作一天的人，相比之下已经算很有斗志了。
此处的人不仅不愿意工作，还不在意生存状态，简直是对自己生命力极限的一种挑战。
因为相对简单的缘故，小巴车很快就装满了人开离此地。
车子缓缓启动离去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