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和柳曼回到南京后不到半年,淞沪战役即已打响。
而在这半年中,他们主要是为李三古堆盗墓案与寿县县长唐明友、县警察署署长陈布林对薄公堂。在人证物证面前,唐、陈百口难辩,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正当柯岩、柳曼为在声张正义方面有些作为而感到高兴的时候,日本人的铁蹄将他们的这种心情碾得粉碎。
他们被马上动员起来,投入到共赴国难的潮流中去。
当上海战斗正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对南京城狂轰滥炸。这个时候,柯岩他们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市民们防空。
后来,他们又奉令组织民众开始修筑南京的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为保卫首都作准备。
他们吃住在阵地上,饿了,就吃一点由城内送来的饭团充饥;渴了,就寻河流喝一顿水;困了,就在阵地上眯一会儿眼。
淞沪战役末期,最高统帅部已经在为保卫南京作准备了。
根据后人对南京保卫战时期的研究资料,穿越前的柯岩就了解到南京保卫战时的警察们的战斗生活情况。
保卫战前夕,南京的警察系统由内政部警政司、中央警官学校和首都警察厅组成,号称南京警界的“三驾马车”。
这“三驾马车”由蒋介石本人直接指挥,主官由老蒋亲点批准,各级警官由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和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学生担任,其中一些为蒋的侍从亲信,一些为中统、军统的特工人员。南京警察系统人员精练,素质相对较高。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警察系统进入战备状态,多次破获日军间谍案、侦破不少大案要案。
比如抗战初期,南京政府内部最高层发生了一起重大间谍案――黄浚案。
黄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国初年曾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一些极力主张侵华的日本人,回国后曾在bj军阀政府中任职。
他熟悉政坛史事,能诗会文,又善于吹牛拍马,很得上司梁鸿志的赏识。
bj政府后,他随风转舵,又混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并得到院长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
1937年夏,他的儿子黄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他通过各种关系,将黄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
这父子俩臭味相投,一起与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他们利用职务方便,拉拢一部分人,组成了以他们父子为首的卖国小团体,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日谍首脑须磨的指使下,大肆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等情报。
他们相继制造了江阴要塞泄密案、冯玉祥、张治中屡遭空袭案等大案。
在战争全面爆发前期,南京警察系统对城内所有交通工具进行了登记管制,以作为战时之用,并协助南京守备部队训练新军。
他们还组建战地服务团,抽调警察到参与军工企业生产,派遣警官护送国宝转运等工作。
从1937年8月15日起,淞沪会战最激烈的时候,日军派出大量飞机轰炸南京,日军空袭南京达160余次,城内大量民房被毁,居民大量被炸身亡。
南京警察奔走各处积极参与了城内的防空工作,将商业区密集区人口疏散进防空洞等工作。
在淞沪会战期间,未雨绸缪的南京警察系统便开始组织民工在紫金山、雨花台、淳化、中华门一带挖掘壕沟,修建工事,以抵御即将到来的日军侵略。
1937年1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园对南京警察做了最后一次训话,要求警察们“维持后方治安,保护全市民众,协助jūn_duì ,坚守勿屈”。
按照当时的作战防御,南京内城最后一道防御就有警察总队、宪兵部队承担。由于警备司令、防空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因病滞留武汉不回,城内警察指挥由副司令萧山令少将负责。
穿越后的柯岩亲身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对当时的生活感同身受。
这一天,柯岩走进了首都警察厅长王庭桢的办公室。
王庭桢因为年事已高,且身体体弱多病,蒋委员长劝他退居二线,给萧山令当当副手。可王庭桢是个坐不住的人,他虽然只当副手,但依然忘我工作。
王厅长首先表扬了柯岩和应急科在战争爆发后所作出的努力,勉励他们继续工作。
柯岩知道王厅长是个不轻易表扬人的人,知道他有事,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厅座,有什么任务就下命令吧,应急科全体保证全力以赴!”
“很好!”王庭桢就喜欢柯岩的这种干练的作风。
他笑着说,“小柯,据可靠情报,日军为了窃取南京城内的布防情况,多次派遣特工进入南京城,但均被我们破获。他们贼心不死,最近又派遣了一支代号叫‘影子’的特务队潜进了南京。你和柳曼就带着应急科专门侦破此案,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影子队?”柯岩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字,所以重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