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了合约，肩上的担子重了，回到房间，我把日期排了排。
初愈期，需要两个月，现在差不多是十月份了。那么，十二月份，我要保证他能下床行走。
如果我回去过年，要在家待上一个月才过年，过完年再来已是上州三年二月份了。
偏偏这段时期是克鲁兹身体的一个重要关卡。叫做巩固期。像新铺的水泥路里，必须有人值守，才不会让人和动物踩坏。
巩固期如果失败，克鲁兹就只是成为一个仅能生活自理的人，不可能恢复到以前，比如上课啦，给人治病啦。
这离克鲁氏家族的期望差得太远了。
也就是说，我只有放弃过年，在这边一直守着克鲁兹。
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毕竟，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何况羽儿尚在襁褓之中？
我在房间踱来踱去。
如果说，我不想那笔可观的，足以让我财务自由的巨款，那是假的。但是，说我仅仅只想得到那笔巨额，也不是真实的。
我想到一种更可怕的后果。就是刘启明那句话——你治好克鲁兹，是为华医争光。
言下之意，如果我失败了呢？
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万山红一家团不团聚的问题，我的成败关系到华医在菲律宾的地位，声誉。
一旦我失败，将让中华医术声名扫地。在一个本来就不相信中医的国度，连药效不明显都可以起诉中医，封查药店的国度。
我的失败，会让无数华医抬不起头。会让中医事业在菲国翻跟头。
想想都不寒而栗。
只有治愈。才对得起郑先生、刘启明，以及所有的华医。
一旦我治愈了克鲁兹，新闻会争相报道。华医一定会扬眉吐气。也给我后半生的事业打开一个新的通道。
这件事，跟我娘说不通，甚至与小林都说不通。我爹可能稍稍好点，但他不喜欢说多话，让他去转达我的意思，听起来会很生硬。甚至让我娘和小林产生误解。
只有我姐夫，他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想，其他都跟他讲真话，只保留一条原则，不与他谈钱，如果他问，我就告诉他，克鲁兹家族会付一笔钱给我。
我只谈有把握治好克鲁兹。但不能回来过春节，一定到等到明天三月份才能回家。
我拨通了我姐夫的电话，和他谈了四十分钟，直到他理解我必须留下来的必须性、重要性，关键性。
我姐夫最后还是问到了钱：“如果治好了，他会给你多少钱？”
对一个开饭店的小老板，我绝不能吓倒他。必须让他的心脏承受得起，吓出病来，我也太不起他对我的关心了。
毕竟家里得靠他照顾。他也是我那个大家庭中，目前留在上州，唯一有主见的男丁。
我说：“两百万人民币，或许更多一点吧。”
他想了想，说：“四十万一月，比你在旭日强。那旭日还发工资给你吗？”
“应该会吧。陈总很大气。何况在这边，他有事也可以打电话询问我。”
我姐夫说：“既然这样，你就安心把事做好。饭店早已走上正轨，我会和家里人讲清道理，平时也会多跑跑。”
我说：“山高路远，一切拜托你了。”
打完这个电话，我静坐了一阵，又拨通了陈总。
这一次，我更没谈钱。只谈了克鲁兹的病情，我的治疗方案，时间上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