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看朝廷的官盐，是根本无法满足淮盐行销地区百姓的食盐需求的。而这些地方却又没有发生缺乏食盐的情况，这就奇了怪了。
王国光是担任过巡盐御史的，对于两淮的盐务还是比较了解的。两淮盐区，淮南用煎熬法，淮北用摊晒法，从事海盐生产。煎熬法，既有聚团公煎，也有小灶锅 。聚团公煎者，2—6人共一盘铁，日可煎盐600斤，年可煎盐二十一万六千斤。有盘铁 1 926.25角（嘉靖三十年之数），年共产盐四亿一千万斤。小灶锅，一家通夜可熬2锅，一锅盐30 斤，即日产盐60斤，年产盐两亿一千万斤。淮南灶户9308人，每人岁可办盐二十一万六千斤。
淮北一夫一日晒盐可得200斤，一年以120日晴天计，一夫一年得盐两万四千斤，淮北灶丁人，岁可办盐四亿一千七百万斤。
这个数字就和食盐的产销比较接近了，嘉靖三十四年，两淮巡盐御史杨选估计的370万引、7.4亿斤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也就是说两淮盐业的产量是足够满足行盐地区需求的。行盐地区的食盐消耗与两淮盐生产能力是相适应的。因此，两淮行盐地有相当部分的食盐是由两淮私盐提供的（此外亦有浙福川广之“邻私”），如淮安府、扬州府，迫近海荡，遍地私盐，而现在全国每年固定行销官盐5亿斤左右，户部统计人口约1.5亿，相应的食盐需求为18亿斤，亦即食盐市场2／3以上被私盐侵占，朝廷盐税征税面狭窄，盐税大量流失。
这些事情，其实现在朝野都是清楚，至于原因嘛，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欲多行官盐，必危及私盐。而私盐在市场上反较官盐更具竞争力，原因在于官盐价昂质次，私盐价廉质优。官盐税重，又要负担种种需索，成本高，售价必昂； 私盐无需纳税，成本低，定价自由。
官盐由劳役制下的灶户生产，缺乏生产积极性，只管盐课足额，不重盐质；盐官收盐，也无品管之责；商人售盐，引岸固定，盐质不碍销售，甚至于杂沙土以诈民。私盐注重品质，宁可出高价收购，灶户也乐于售优于私。造成私盐品质优良，而官盐色劣味恶，不堪于食。官盐不敌私盐，增销失败。
也不是没有大臣想过杜绝私盐，增加朝廷的收入，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扩大官盐销售、增加政府税入的问题，在现在的情境之下，似乎显得非常困难。
要实现官盐的市场垄断，必杜灶私，以绝私盐之源。灶私即灶户私煎、私晒、私卖之盐。国初，灶户聚团公煎，办纳本色盐课，交官仓收贮，不得私产私卖。朝廷发给工本米钞，免其杂役，灶户生活比较有保障，朝廷也容易管理盐业生产。
后来，宝钞贬值，杂役优免多不能行，灶户生活贫困化，只得多产私盐，私卖以糊口； 一些富灶，往往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少或家置三五锅，多或私立十数灶，余盐产量高。朝廷定例以米麦收买余盐，但并无充分之米麦准备，余盐私卖无法杜绝。盐课折银，灶户只要交纳银钱，就可以自由从业，盐不必入官仓，官府无从稽查。盐业生产失控，私盐泛滥。
而自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大举入侵以来，朝廷的军费开支暴增，各处募兵都需要银子，朝廷为了增加盐税收入，同意商人纳银购买余盐，变相的增加了私盐的数量，商人往往借官盐之名暗行私盐，夹带、影射是最主要的走私方式。商人运盐出场，由批验所称掣，多带盐斤，查出没收，称“割没余盐”。嘉靖三十四年后，允许商人纳价回购割没余盐，遂使 之一过批验所便与合法官盐无异。商人各显神通，多方夹带，甚至贿赂监掣盐官，夹带之盐二三倍于正盐者，比比皆是。甚至有1引行盐2500斤者，即以1引夹带10引之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