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还接着解释道，眼下大同右卫被围，朝廷还不知道要调发多少援兵以及粮饷，所以根本不敢轻易动用通州仓的存粮。
朱载坖不禁急道：“这些都是我大明的子弟，岂可坐视不管啊！现在运河是通畅的，为何不令江南从速转运漕粮，赈济灾民。”
面对朱载坖的质问，一众讲官们都很是无奈，六部尚书、内阁阁老们尚且无济于事，何况他们这些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穷翰林们，虽然他们都是储相，可储相毕竟不是宰相，是没有任何权力的。
张居正只得说道：“殿下，事情已经洞若观火。不死人，这件事便完不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逝者如斯，死一万人是个数字，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此事若不闹大，朝廷的这些重臣们便不会重视的。”
朱载坖不禁说道：“这就是我大明的堂堂列公？他们就是这么代天子牧民的？漕运既不行，就当从东南购买粮食通过海路转运，到这个时候，还在纠结此事吗？”
朱载坖知道，关于漕运河运还是海运，一直是大明朝堂中的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尤其是尤以嘉靖十一年起，关于海运的话题就一再被人提起。
自成祖以来，停罢海运专仰河运之后，国家粮赋输于京师主要通过大运河完成，但是运河沿线地势高低不一，从而决定了河运无法完全自南向北顺势而行。除此之外，南北流向的大运河又受长江、黄河、淮河等东西流向水系的阻截，这些自然因素给河运带来了重重困难。尤其是黄河，其善淤、善徙、善决的特点成为南北河运途中最大的障碍，也因此造成多次的运河梗阻。
在这种情况之下，黄河与运河的矛盾越发的激烈，仅自嘉靖二十五年起，黄河就在山东曹县连续三年决口。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自嘉靖七年起，黄河开始频繁侵入运道致使运道淤塞，朝廷为了治河和保运采取各种方式但效果甚微。以现在的技术手段无法彻底解决黄河泛滥问题，这也成为漕粮河运的最大阻碍，之前总督漕运兼管河道都御史郑晓就曾经上疏总结过现在运河的情况：筑之甚难，决之甚易，通之甚难，塞之甚易。
这种情况就导致河工劳作不休，夫役连年不止，运道开挖与维护的耗费庞大，即便使用大量人工助运，运河航运的效果仍然不尽人愿。加之维护漕闸、修筑堤坝等工程费用、以及各种与河事相关的机构巧立名目，层层盘剥，运送一石粮食的费用都远远高于漕粮的价值。
而且为了运送这些漕粮，所动用的船只和人员也是极为惊人的，用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合用官军十二万五百余人。自宪宗朝起，就不断有人重新提起海运，尤其是本朝，黄河的多次泛滥使得运河朝不保夕，海运的呼声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