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个罪名很是要命，但是要真的定周如斗这个罪名，却很难。
因为大明虽对正祀和yín 祀加以区分，但其两者之间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划分正祀与yín 祀的标准为朝廷和地方官员打击yín 祀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为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祠祀性质是yín 祀还是正祀留下了弹性空间。
很多时候，是否是yín 祀，只在地方官员的一念之间。尤其是在苏松等地，但凡是能够为苏松争取蠲免赋税的官员，都会被当地士绅建庙供奉起来。
苏松的士绅们对此还振振有词，历任苏州知府对此也是放任不管，甚至当朝廷详查此事的时候，他们还上疏称：邦国之有祀事重矣，故郡邑首列常祀，而先正先贤或以劳定国、以死勤事，以法施于民者，祀亦次之。所以昭崇报也，至于上下神只，私祀虽多， 要皆关系民风，非yín 祀。
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
朱载坖找来赵文华，商量此事。赵文华肯定是没什么指望捞到生祠了，他对此也是极为反感。
赵文华说道：“凡之人之道，莫急于礼。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国家重祠庙之祭，教以效化也，而今在苏松，失其本意也。”
赵文华接着说道：“国家容忍生祠，本为贤臣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以见贤思齐也。”
朱载坖点点头，这确实是朝廷能够容忍生祠的原因。朝廷积极表彰循吏，这是儒家仁爱政治观和治政为民价值观的体现。 同时也为官员树立了楷模，后世则形成了颂扬、纪念循吏惠政的传统。
同时对于循吏的表彰，也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表彰办法，如建祠立碑、碑记撰写、留靴请留、遮留哭送等成为循吏与楷模的产物和表征。
说白了，生祠碑记在彰显良吏善政的同时，也在向人们诉说恶吏的恶政， 正是因为前任官吏未能造福地方民众，所以当现任官员造福一方时，地方民众就大为感恩。
朝廷希望通过对善吏、恶吏之间的强烈对比更能使善者永远被人怀念感恩，恶者永远被人唾弃。 地方官吏、民众、士绅亦通过这种褒善贬恶的方式告诫后世官员，如果施行善政，会被铭记，反之亦然。
对于朝廷来说，被立生祠的地方官员多有治迹、惠政，而且爱民如子，造福一方， 朝廷通过被立生祠的官员在地方上树立循吏的道德标杆与精神象征，不仅可以激励继任官员景仰追慕，使之见贤思齐，也可以在地方上树立国家权威，控制地方的文化资源、振文教、教化民众。
但是到了如今，生祠早就不是当初的意义了，生祠祈福报恩之义日益微小，成为官场之间阿谀奉承的政治手段。这对国家正祀、社会风气、官场交往等都产生了强烈冲击。
本来大明初年，乘次多是百姓主动自发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君子有惠政，则惠德之民将戴之如父母矣，泽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于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则相与肖其像而俎豆事之。
朝廷、地方、百姓都在无意中支持了符合儒家思想修 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治世理念，而官吏也将其作为他们为官生涯的最高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