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见讲官们都是一脸沉思的样子，对着讲官们行礼说道：“孤为东南百姓，请诸位师傅们助我。”
李春芳说道：“殿下，非是臣等不愿助殿下，实则是殿下就算是去了南京，恐也无所作为。”
朱载坖说道：“欲为陛下，震慑东南也！”
李春芳立马起身说道：“殿下慎言！”高拱赶紧起身在外面看了看，看只有陆绎在外警戒，才低声说道：“殿下，这等事，岂是能宣之于口的？一旦为外间所知，陛下、殿下都不胜其扰也。”
朱载坖说道：“这里都是自己人，孤也就不讳言了，国朝东南离心，越来越明显了，苏松的抗税，就是明证。”
说道此事，一众讲官们无奈，李春芳虽然出身南直隶，可是出身寒微，颇知小民的苦楚。自大明迁都以来，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
虽然苏松等地的官员每次都上疏称苏松赋税沉重，百姓无力负担，但是朱载坖很清楚，苏松赋税沉重的原因是官田众多，当初太祖为了打击东南的豪强势力，坚决打击东南地区的豪强异已分子，没收其土地后，即按私租额征收田赋。
按理说，官田赋本应是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可是并不都是这样。因为不少官田是从私人手里夺来的，所有权归了官府后，官府并不去直接经营，而是招人来承佃，而且常常不是由农民直接承佃，官府与农民间有个中间承佃人，比如宋代贾似道行公田法后，官赋有定额，不足时要由田主赔纳，这些田主很多人是原业主，不少人就是地主，他们自然要把土地转钿给农民，以收取租子，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去缴纳朝廷的赋税。
朱重八是从社会底层杀上来的皇帝，深知人性的黑暗，也深知土地兼并的可怕，朱元璋通过重赋来抑制土地兼并，这种做法对那里的豪富地主十分不利，一是那些承佃官田的豪强地主们，再也不易从租赋差额中得利了；二是豪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活动受到了损害，因为东南地区尤其是苏、松两府，官田多，民田少，可兼并的民田太少，而官田兼并来了也无多少利益可得，苏松地区，民田价十倍宫田，就是明证。
但是朱重八显然低估了这些人的能量，他在世时，东南地区的豪富地主们，不论是遭受朱元璋打击的异已势力，还是当代新贵，都起而反对，从而引起了他们与官府的矛盾与冲突，他们的代表人物或向皇上、政府陈说赋重，或撰文着书，要求减赋、均赋，但是朱重八的刀子可不认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