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张某呢，心志坚定，做事狠辣，可惜走错了路，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同学。
在审讯过程中，他也是反侦察能力最好的。
洪老师，我这不是夸奖他，而是在担忧，如果十五年之后，中间他们再减刑的话，十二三年就出来了，像另外两个小混混可能就放弃了报复的想法。
但是张某不一样，他可能会成长成一名棘手的职业罪犯。
我现在极为担心的，就是这些未成年犯罪后，矫正不到位，不及时，不彻底。
再犯率可能会高出成年罪犯。
还有一点，就是学校方面了，学校方面工作上错误很大，对学生和社会上接触，好不管理，我还是建议这些学校能封闭尽量封闭一点。
张某在班级里就多次对王某和其他同学是有霸凌行为的，班主任不当回事，任课老师也有过反应，反而被他斥责多管闲事，就因为张某的父亲有点小钱，会给他送礼物。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个提议，建议一些资深的擅长调解纠纷的公安民警兼职中小学的法制副校长。
每个月或者每个学期，对学生进行授课，每周对校内的一些霸凌行为，或者其他可能涉及到违法的苗头的行为，进行及时劝诫和处理。
法制副校长做的决定，视为学校做的处理，而不是公安部门的执法，这样也能给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有一个缓冲沟通的渠道。
因为上次去找王某的时候，如果校方更加配合，可能当时就找到人了，而不是事后找到的尸体。
现在毁掉的是四个家庭，而不只是一个家庭，张某的家里，工厂也彻底办不下去了，被受害人砸了个精光，只能搬到外地去。
那两个小混混，留守儿童，父母甚至不愿意回来，留下爷爷奶奶，也要被别人白眼辱骂。”
洪组长这边，几位副主任委员都在听祁同伟的电话免提，他们心里也很沉重，个个都是做爷爷奶奶的年纪，家里也有年龄相近孩子，对祁同伟的建议，他们还是觉得比较有成效的。
“好，同伟，做的好啊，这个案子你也做的好。
这样，你写一篇报告过来，我来交给人大法制委员会，由这边来协调一些未成年的法案，你还有什么意见，都写进来。”
“好的，洪老师，我明白。”
挂断电话，祁同伟心里也是有些沉重，看着窗外渐渐落下的夕阳，祁同伟打开了日光灯，开始撰写报告。
他的一些想法，一部分在未来后世是有运用的，比如公安民警兼任法治副校长，但是效果并不好，教育部门对公安部门插手学校内部的事情，还是十分抵触。
但这确实是个对校园霸凌震慑的方法，尤其现在这个九零年代，校园霸凌不可谓不可怕，只是这个年代的人，心理承受力更强，皮糙肉厚的，外部经济发展又迅猛，生活还算有点希望。
而这个年代，社会上小混混对校园内的侵蚀，远比后来要严重的多，学校还没有封闭的概念，一些社会人士随意进出校园，对心智未成熟的学生进行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