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见过知院。”
几个农会的人大约四十来岁，畏畏缩缩过来。
农会的宗旨是互帮互助，因此选的人往往都是当地壮年有威望者。
而且入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是不允许进入的，只有二十亩土地以下的中农、贫农以及雇农参与。
刚开始赵骏是把农会当作乡政府来看待，希望给予农会一定的治理能力，配合县衙官府共同管理地方。
如此一来，县衙通过农会治理基层，不再需要乡贤和宗族，将大大削弱士绅权力。
但范仲淹却强烈反对，认为如果基层出现一个这么大权力的机构，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农会的会长以权谋私，或者在乡野欺上瞒下，称王称霸。
赵骏觉得有道理。
虽然他也明白，范仲淹这样做是基于封建王朝的统治。
在乡贤宗族制度的时代，乡贤宗族往往站在朝廷那一边，帮助朝廷管理和控制基层民众。
而出现农会就不一样了，农民组织力度加强的话，可能会让原本一盘散沙的百姓力量做大，从而出现造反起义的情况。
这也是大宋连年多次起义朝廷被搞怕了。
不过范仲淹说的问题也不无道理，在一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农会如果成为基层权力机构的话，很容易让他们的权力不断膨胀。
特别是古代百姓与县衙的沟通较少，农会的控制力太强，很可能直接取代掉县衙的作用，这就有点得不偿失。
因此如今的农会基层权力不大，规模也一般，一个县数万到十余万百姓不等，根据乡镇划分出数个农会，一个农会直接参与管理约数千至万人左右。
他们没有调查、执法、审问等权力，只能配合县衙做协助工作。
比如村庄与村庄之间有矛盾，或者生产资料分配、官府分发田地、官田的租赁、争夺水源、村寨械斗等等，由农会与官府进行统一协调。
这就意味着目前农会以辅助为主，赵骏突然召见，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一时间心中有些惶恐，不明所以惴惴不安。
赵骏看到他们，并没有生气，毕竟这事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和颜悦色地说道：“无需多礼，你们是本地农会的成员吗？”
“是的，知院。”
为首汉子又拱拱手道：“草民是临城干言乡农会会长，草民叫郑勇，他们是农会几个主事。”
“嗯，郑勇，我来问你，你家有几亩地。”
赵骏和蔼问道。
“二十亩。”
“有池塘和桑田吗？”
“有。”
郑勇说道：“合计三十六亩，其中十八亩是租的朝廷官田。”
“哦？”
赵骏诧异道：“这么说以前你们家也有十八亩地？”
郑勇苦笑道：“父母走后俺与兄弟分家，大半都给了兄弟，草民家只留了五亩，要去县城做工才能养活，是前几年周大官人抛售土地，趁着价低草民把积攒了二十年的积蓄拿出来，买了十三亩回来。”
宋代一亩地大概在后世0.9740.865之间，有609平方的，也有591平方的，比汉代的一亩地多不少。
在汉代一家五口需要至少30亩地才能生存，也就是6亩养一个人。
但到了宋代大大减少。
农具、沤肥技术、水利设施、占城稻等生产资料的提升，带动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宋代平均一亩半就能养活一个人。
所以一家五口有个8亩左右田地就能吃饱饭，如果有个20亩地，那就妥妥的中农阶级。
“看来你的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赵骏笑道。
郑勇也笑道：“都是现在官府在四处募人修渠修田，又征收富户的田亩，然后低价卖给俺们，若非如此，俺们哪能买得起地？平日里遇到灾年，不卖地就算不错了。”
赵骏扭过头看了眼黄安文，见他擦了擦额头的汗，便笑道：“这说明县里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到位，没有对朝廷的政令置若罔闻。”
黄安文忙道：“朝廷要求我们多开垦土地，多修建水渠，把开垦出来和购置的田亩低价卖给百姓，这是惠及百姓的事情，下官自然要全力以赴。”
“做得很好。”
赵骏满意地点点头。
庆历新政下，全国大基建，就是从地主手里抢人，同时修水渠、建农田，把田亩搞得多多的，把地主手里的田地价格打下来。
击败辽国和西夏之后，军费大幅度下降，加上外贸收入，可以说是朝廷每年要拿出数千万贯补贴农业。
运气不错的是由于小冰河时期结束，最近几年天下都没有发生过波及太大的天灾。
即便有旱灾、洪涝，也都维持在小范围内。
另外就是虫灾，庆历年间记载的洪涝旱灾比较少，唯独蝗灾很多。
庆历四年余靖等人就上书过，说天下蝗灾频繁，希望赵祯能重视天意，对于朝廷的人事和政策做出调整，尽快让天灾消失，百姓恢复平静的生活。
面对这种情况，赵骏下令地方一旦发现蝗灾，就立即组织人手扑灭，并且散播谣言，说蝗虫并不是上天的惩罚，而是上天的馈赠，因为吃蝗虫可以滋阴补阳、延年益寿。
要知道古代从官方到民间对蝗虫都颇为敬畏，认为这是老天爷的使者，因此别说扑灭，就算是看着满天虫灾吃自己的稻谷，也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但现在赵骏不仅打破这种传统封建思想，还在这个思想上赋予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意义，加之又是官方散播的谣言，可信度自然增加。
一时间各地蝗虫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灾害减轻了许多。
几种因素叠加之下，大宋各地的田亩数量大大增加，又有花生、红薯、土豆作为补充，百姓对地主手里的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地价自然也应声而跌。
可以说朝廷算是半买半强迫地主把手里的土地交出来，并且对从官府手里买地的人进行限制，极大惠及了下层百姓。
虽然不乏有贪官污吏，联合地主将朝廷开垦的田地中饱私囊，但这样的人下场一般.
所以可以说现在大宋的政策就是把大量土地从地主转移到农民手里，完成一次不需要王朝变革，就能够解决土地兼并的变革。
正常情况下王朝想达成这一点难如登天。
但宋朝一是本身对地主非常严苛，不存在什么举人、进士免税一说，就难以形成明清时期那种江南士绅集团。
二是通过击败西夏、辽国的大胜，加上推动商品经济和外贸发展，地主阶级的重要性就进一步下降。
简单来说就是明清时期的地主是和官员绑定在一起，因而皇帝想要推动改革应该说难如登天。
而宋朝官员和地主只是可能有利益纠葛，却不是完全绑定在一起，失去了官方层面的庇护，地主阶级面对国家机器，也不过是待宰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