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历六年六月，随着第一封情报送来，之后就又是源源不断的回信。
秦凤路转运使杨偕五天之内连写七封公文，讲述了一下青塘那边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秦凤路这边的部署情况。
李元昊占据青塘，劫掠三日，之后南下湟州，对湟州城展开猛烈进攻，湟州城岌岌可危。
唃厮啰重伤未愈，本部兵马也多溃散且士气低下，不得不退往兰州。
杨偕派遣贾逵领五千人先往兰州，又跟副转运使兼兵马总管景泰商量了一下，便开始聚集本路兵力，随时进驻兰州和李元昊开战。
这是朝廷赋予秦凤路转运使的权力。
政制院也给杨偕发了回信，之后正式任命韩琦为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张方平为陕西路副经略使，张亢为陕西路兵马总管。
在庆历改革之前，经略使是临时官职，且跟转运使同级，都是正四品，只不过名义上经略使是上级，但地方转运使以及经略副使都有较大的主权。
如历史上夏竦为陕西路经略使的时候，韩琦和范仲淹都与他意见不同，地方转运使也有抗命不尊的现象。
显然这依旧是宋朝传统，对于有军权的封疆大吏，都必须有人钳制防备。
不过如今改革之后，经略使为正二品，副使和兵马总管为从二品。基本上经略使就已经是大权在握，主管了一地军政大权，可谓是权力很大。
赵祯其实有点不放心，还是大宋皇帝对于兵权过于看重。
然而赵骏却告诉他，在现有体制下封疆大吏是不可能造反的。一是韩琦临时才被调去，没有威望，想造反不能服众。二是张亢也在，他拿什么造反？
除非张亢造反，张亢因景佑年与西夏辽国的战争中屡建功勋，在军中威望仅次于范仲淹和王德用，他造反才稍微有点看头。
可士兵家人都在汴梁，且范仲淹和王德用出马的话，信不信跟着张亢的那些士兵很快就会投降？
所以当皇帝有的时候还是要放宽心一些，不要过于杞人忧天。
在赵骏的劝说下，赵祯才打消了顾虑，乃令韩琦跟张亢率领汴梁禁军三万开赴西北，这样再加上陕西路约十二万兵力，足以跟西夏一决雌雄。
秦凤路那边先一步派人进驻兰州之后，又立即派人谴责李元昊，说他攻打大宋的盟友，这是肆意挑起与大宋的战争。
李元昊则回应说这是他们与青塘之间的旧怨，与大宋无关。
如果大宋派兵的话，那大宋才是撕毁双方之间和谈的责任方，罪责都在大宋这边。
两边开始打口水仗。
这种口水仗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用意很大，就是为了争夺大义名分。
大宋这边指责西夏先挑起战事，占理的是他们这一方。
西夏则说他们并未攻打大宋，只是青塘与西夏为世仇，他们跟仇人打仗合情合理，如果大宋出兵，那就是大宋先挑起战事。
别看这种大义名分好像没什么卵用，毕竟打仗打的是谁兵强马壮，并不是说谁占理谁就能获得优势。
然而看上去好像是这样，可实际上有的时候，大义名分却是获得胜利的至关因素。
因为谁占理，士兵的心态就不同。
曹操手中有大义名分，他就可以不断宣称是奉天子诏令，四处讨伐不臣，底下的士兵就会甘愿服从，心安理得，士气高昂，让他屡战屡胜。
努尔哈赤一个《七大恨》，充分调动了士兵的怨气，如此满人打仗凶狠无比，对待汉人像是对待仇人一样拼命厮杀。
毕竟对于底层士兵来说，谁都不想打仗，谁都不希望自己战死沙场，那么在打仗之时就可能退缩。
但如果给他们一个理由，告诉他们敌人是怎么怎么欺负我们，又或者我们是占理的那一方，我们顺从天命在作战，老天爷都站在我们这边。
这样一来士兵肯定就会士气提升，死战到底，从而让战事顺利。
所以在古代大义名分绝对是个重要条件。
甚至不止是古代，在后世也一样。就如同抗战士气川军“内战如虫，外战如龙”一般。
国仇家恨，本身就是最大的大义名分。从而让他们悍不畏死，扛着一杆“死”字大旗，拿着最简陋最差的武器，也敢与倭寇决一死战。
大宋和西夏就在互相争夺这种大义名分，以此给底下士兵们一个开战的理由。
双方互相指责，却都不妨碍两边继续动员战争。
韩琦、张方平和张亢很快就抵达了陕西，开始调集整个陕西路的兵马。
由于秦凤路的jūn_duì 入驻兰州，李元昊打下湟州之后，就占据了河口，也就是湟水与黄河的交界处，坐观大宋这边的反应。
因为李元昊知道，现在摆在大宋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西进打湟州，一条是北进玩围魏救赵。
不管是哪条路，都会落入李元昊的陷阱与圈套，所以他并不担心。
而就在双方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始打仗的时候，此刻远在东北的辽国国内，则是另外一番情况。
耶律宗真忽然东狩，抵达了辽国东京沈阳府。
沈阳府行宫内，耶律宗真戴着毡帽，一身宽大的皮裘大袍，显得雍容华贵。
七月入秋之后，东北的气温就开始下降了许多，夜晚变得颇为寒冷，因而他也舍弃了夏天穿的宋朝丝绸大衣，选择了辽人常穿的皮裘大衣。
在耶律宗真面前还站着几个高大的身影，这几人模样颇为古怪，他们头上全部剃光，唯独两侧和前额的鬓角留着头发，扎成两条长长的辫子留了下来，跟辽人传统发型有点像，但没辽人辫子那么粗。
最前面的那人也戴了个小毡帽，上身是外套白色麻布，里贴绒皮的大领袍衣，下身是黑色绑裤腿的绒裤，脚蹬圆靴。整个人浑身透露着一股凶悍的气质，穿着打扮也颇为干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