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庆历元年七月，第一批考核报告就送入了汴梁。
考成法的新政是在二月份颁布，由于朝廷给了适应期，于五月下旬各地州府、路府以及御史衙门开始进行核查。
整个核查的流程是这样，中央朝廷那边，每个衙门都有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放在本部门的检法案。
本部门内部督查并非后世才有，古代就存在。如三司各司当中都设有检法案，负责本部门的纪律、督查、以及审问，甚至还有审判和裁决的权力。
检法案会监督本部门的人员看是否完成了任务，完成一件手里的簿籍就划掉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御史台那边进行处理。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第二本放在御史台负责这个部门的御史手中，与本部门的检法案进行核对。
今年开始，除了新政以外，御史台也进行了更别。每个部门有专门懂这方面知识的御史参与，如财政御史、教育御史、工程御史、军事御史、审官御史、屯田御史、巡查御史等等。
如果某个部门，比如财政部的内部考察出了问题，负责财政部的财政御史就会将情况如实上报给政制院，政制院再给相应没有完成任务的官员进行处罚。
至于最后一本簿籍自然是放在政制院，以备政制院的人随时抽查。如此形成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一件事一考成，一个月一考成。
地方上则不同。
虽然也是三本簿籍，但少了内部纠察，却多了外部监督。
比如一个县的三本簿籍，一个是在本地县衙里，一个是在上级州府衙门，最后一个则是在地方御史司。
一县之地的工作要向州府汇报，向地方御史司负责。州府衙门的工作向路府汇报，同样也要向地方御史司负责。路一级则是向朝廷汇报，向朝廷御史台负责。
这就意味着路一级基本上是与地方御史司共同核查，互相监督，互相协作，对下级的州、县等部门进行审核，最后再统一向朝廷那边汇报。
但核查速度肯定没那么快。
州府、路府以及各地御史层层调查、层层上报，来回车马，再在当地实地考察，至少也得一个多月才能查清楚，然后再把结果送到汴梁。
等到汴梁那边对官员的政绩考察结束，基本上也就到了八月份，然后六月份的报告又上来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边区域以及运河沿线都还算好的，像广东、广西、福建、贵州、江西、四川、陕西、甘肃、山西这样离河南远的，能一个月送到都算是不错了。
不过范仲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路一级的官员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视官员去核查，而偏远路的下级州府、县府，路一级的衙门与御史司可以自行处理。
比如说广西路邕州，也就是后世的南宁市，离开封府两千公里，正常情况下除非是八百里加急，否则普通公文输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这一来一回那不扯淡吗？
所以本地县一级的事务，路一级的安抚司、转运司、刑狱司、常平司、御史司就能做决断。实在决断不了才会上报，然后再把几个月的事情汇总，过一段时间报一次。
而且这五监司都有向政制院汇报的权力，地方上还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级同样有镇抚所，镇抚使也负责督查、监督等事务。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佑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高，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核查，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一律开除公籍，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
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
饶是如此，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阻力开始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