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弟子有叫公孙龙的，“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辩者”公孙龙不是一个人。《孟轲荀卿列传》《索隐》称公孙龙为孔子弟子，误。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
惠施，宋（今河南商丘）人，生于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于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着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于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着录此派着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阴阳家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政治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代表人物：
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齐国（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于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弟子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着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佚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纵横家
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着作“十六家百七篇”。“纵”指“合纵”，“横”指“连横”。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称苏秦和张仪为最着名的纵横家，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后来的主父偃也是纵横家的代表，纵横家的着苏秦的《苏子》，张仪的《张子》等大部分在汉朝前亡佚。现世仅存的鬼谷子是纵横家唯一的议论着作。另有《战国策》是记录纵横家言行的书籍代表人物：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籍贯不详，据考为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常入云梦山（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相六国，归居于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
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张仪
张仪是魏国（今河南开封市）人，战国时着名的纵横家。于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惠文君于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于魏，更元八年，又相于秦。十二年，张仪相于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于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
杂家
代表人物：吕不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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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 [5]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着作集。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代表人物：
吕不韦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战国后期着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长期卖贵，积累大量家产。但他不满足于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人质于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着，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赵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赵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徙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着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
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多亡佚。
代表人物：
许行
许行是鲁国（今山东西南）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为神农之言者。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更与之处。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跟许行学其术。
另外，许行主以数量为标准画市价。
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于稗官，即出于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兵家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政治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穣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着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着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个国或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
代表人物：
孙武
孙武齐国（今山东临淄）人，字长卿，春秋时兵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
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地形、情势等双方态势，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达到克敌制胜的结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机动灵活。
孙武着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孙膑
齐国阿鄄（今山东阳谷、甄城县）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家。他曾与庞涓拜鬼谷子学习兵法。当庞涓任魏惠王的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
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着有《孙膑兵法》一书。
医家
代表人物：扁鹊
?
扁鹊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代表人物：扁鹊
扁鹊，勃海郡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或齐国卢邑（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今河北任丘县北)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生于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大约和孔子同时。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着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着有《内经》和《外经》，发明了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扁鹊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医学，并能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扁鹊长期在民间行医、走遍齐、赵、卫、郑、秦诸国。
公元前310年，忌妒他贤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暗杀了扁鹊，终年九十七岁。
诸子百家中，除了兵家、医家等实用学术外，真正流传到后世的只有儒、道两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赫，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另外，儒家思想也对朝鲜、韩国、越南、日本、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文化有重大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同时儒家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一定影响。
道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首先，古代中国的盛世往往出现在道家治国时期。其次，道家“因俗而治”和崇尚“简、平”的法律观成为后世制定法律的规范之一。至于军事、科技、文艺、中医、武术、茶道等方面，几乎就是道家的天下。相比之下，儒家的影响就小了许多。道家对日本文化也有深刻影响，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沉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着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
至于道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儒家无法比拟的，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的译本问世。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着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在google网站上，检索到的taois m（天道思想）比“naturallaw”（自然法）条目还要多。在美国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的图书搜索一栏，输入dao、tao、taoist等这些与“道”有关的英文单词，竟然会得到近8万个的搜索结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着作。 [6-7]?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即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
我们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体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指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思想。
诸子古书编辑 语音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
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着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着。”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1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筮……法令”之类。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儒家思想则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历经两千余年而不变。
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1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2。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着作3。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着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着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4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5。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6。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着《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7”《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着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着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1。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着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向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着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生都着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1。《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着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8]?
古书演变编辑 语音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9]?
诸子书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中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10]?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着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着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着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散佚的原因编辑 语音
1、书厄说。
2、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3、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4、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5、没有宗教的护经言论，宗教的重要经书经中都有护经言论，诸如有谤经者、质疑经书者下地狱，或者谤经、谤宗教神者下辈子残疾或平穷，而诸子古书则没有此种言论，使其神圣性大大降低，也就招来各种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