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王艾顿了顿：“所以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之路，一方面是我们继续要在不算雄厚的群众基础上良好的运用手中的资源，一方面也要期待国家发展水平继续提高、期待群众基础的雄厚。如果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主观努力是有上限的，不是无穷的。比方说男子百米，全国练这个的运动员没有一个不想跑进十秒的、没有一个不想破纪录的，结果呢？有多少跑进去的？足球也是一样的，我们过去能够把很有限的人员通过精心的培养和运用达到了那种高度，是十分难得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反常规的、超水平的，不可能一直是这个效率。因为每一代的球员基础不一样、情况不一样，你不可能每一次运气都那么好，都组织的那么恰当。”
“至于说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支始终强大的国家队，我先说一个群众足球运动的背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我们足球领域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计划经济时代各大工厂社区基本都有围绕着中小学操场的群众足球运动，各大企业基本都有自己的足球队，这就有点类似英国那种工人社区足球运动环境了。尽管那个时候我们的足球起点很低，信息也不够通畅，所以我们的国家队水平不高，但我们的基础很雄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上来。但变为市场经济以后，大量的国企破产、大量的国企社区转型为居民社区，失去了国企这个组织者以后，我们的足球群众基础没有了。这个时间段就是在新世纪前后，而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成长在这个阶段，是群众足球急速萎缩、青训人才急速减少的背景下，大量的过去可以踢足球的青少年不做这个了，选材面甚至连过去的十分之一都没有，你怎么让他们出成绩？你把孩子难为死也不行。”
白岩松插话：“所以你才说村超是希望？”
“对啊。”王艾舒了口气：“严格来说，在群众足球领域，是村超出现后，才算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且，这个新的基础还只是新生事物，还很弱小。”
马凡舒插话：“就是说，哪怕村超出现了，第一批就能开始培养人才了，他们成为国脚出成绩，还要十年以上时间？”
“嗯，单纯从村超这个方向说是这样，但这并不是说国家队一定没有希望、没有操作空间。实际上我们这批人，就是我、陈涛，还有台下的董方卓这些人，我们虽然是80后，似乎我们出生的年代国企还不错，国企的足球运动还有组织，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看到了，没赶上，因为我们进入青春期前后的时候，就差不多是新世纪了，转轨早就开始了。我们上一代才是那个时代的，比如孙继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