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说的另有工作是要我到甘肃去调运大白菜。在北方，土豆和白菜一直是当地驻军和老百姓过冬必备的两种蔬菜，全团每年都要储备成百吨的白菜和土豆。往年本团所需白菜大多在哈州购买，但今年哈州白菜欠收，只得到甘肃省去调运。我先是乘火车去了酒泉找了家旅馆住下，然后打听哪儿的白菜最多、哪儿的白菜最好。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最后还是旅馆的服务员告诉我有个叫“英达乡”的地方产的白菜最多，价格也最便宜，于是我便去了英达乡。这个乡的白菜真是长势喜人，每颗重达十多斤的白菜，结结实实地挨个排在地里，人可以从白菜梢顶从菜地的这头走到那一头。在酒泉呆了足有一个星期，几经与当地蔬菜公司交涉，最低可降至一角六分，但是要部队负担运费，这与处长要求的每斤不高于一角相差太远了。我又去了河西走廊上的另一大重镇___是哪个重镇这里就不说了啊？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一人抱不过来的莲花白，从没见过一望无垠的白菜田，更没见过粗如大腿、长近一米、重达一二十斤、可当水果吃的罗卜！这个地方也有许多沙枣树，由于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大多枝繁叶茂，结出的果实也大颗得多。当地人将沙枣打下，用枣核串成一串串的吊在门框上当做门帘，特别漂亮。市里还有座神奇的钟鼓楼，传说这座城市全仗这座钟鼓楼镇着，要不早就沉入地下了。将耳朵贴在钟鼓楼的柱子上，还真的可以听到地下“哗、哗”的流水声。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闹的那么厉害，也没人敢动这座钟鼓楼上的一砖一瓦，平时那儿也是香火不断。------------------------------------街上的姑娘们却多数是圆圆的脸蛋，皮肤黑里透红，一个个活脱脱就是西北某著名笑星所戏称的“红二团”。这儿的人说话把中央、叫“工央”，种地叫“拱地”，窗户叫“框户”，上床叫“上狂”，总是奇特地“z、g”不分，“c、k”不分。我提着个皮夹子在街上四处溜达，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上前与我搭话，随后他就用自行车把我驮到他们家，路上，我得知小伙叫陈富权。来到陈富权家，我与以陈富权为代表的十几户村民签订了购销一百六十吨大白菜的合同，每斤白菜二分钱而且是在哈州火车站交货，村民们按照陈富权的指定，一家家挨着砍白菜、装白菜，再用汽车运到火车站的货位上。货场的人只给一个货位，四节车皮也就不能一次发走。我考虑到村民们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百六十吨白菜砍齐、并全部装运到火车站，也觉得一个货位就够了。可是，待将四十吨白菜堆放到货位上，那个管货位的老头却怎么也不安排车皮到我们的货位上装货。陈富权好话说尽，这老头只是嘴上答应“好、好、好，马上就装”，车皮一到，他又指挥着滑到别的货位上去了。我找到陈富权，告诉他必须马上想办法，要不，时间长了白菜会烂，那边大雪封山了也运不过去。陈富权两手一摊说：“师傅，那个球老汉我说了多少次，他就是不给发，我也实在是莫法了嘛”。我说：“要不这样，我来想办法把车皮发走，但是有个条件。”陈富权很着急地说道：“哎呀师傅，只要能把车发走，你就说吧干啥都成。”我说：“你开发票的时候每斤多开一分钱，而且不能对任何人讲。”陈富权愣了一下，掰着指头算了半天，最后双手一摊说：“嗨，好嘛，反正是你们部队的钱。”我是想用这笔钱去收买老汉，让他尽快把车皮发走。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看看究竟灵不灵？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底，不知老汉的胃口有多大。我递了支烟给老汉，悄悄把他叫到一边往他上衣口袋里塞进去五十元钱，这老汉一点推辞的意思都没有，看来已经是个中老手了。等到下次车皮再来，见老头口衔铁哨、手拿小红旗，指挥着一节车箱就直接滑到了我们的货位上。我心里一喜：“哈，成功了。”发第二节车皮，这老头又故伎重演，我也就如法刨制，很快又发走了第二趟。四节车皮全部发完以后，我见有几个jūn_rén 在货场上走来走去的，便走过去和他们搭讪。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从哈州来调菜的，他们只调四十吨白菜却一共来了四个人。那一堆白菜不知道在货位上放了多久，老远就能闻到腐烂的气味了。------------------------------------从甘肃回来，同年兵中除了龙世奎、万正勋和赵爱成几个继续留下准备转为志愿兵的人以外，其余的全都已经复员了。一同来到这天山脚下的一百多号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们四个。好友薛宏眼见考学无望便转而想好好表现，争取转成志愿兵。第二年他从边防连调到司令部管理股当炊事员，算是向志愿兵这个目标靠近了一步，服役满三年继续留队，离目标又近了一步，直到团里让他专门种植蘑菇，他这个志愿兵基本上就是十拿九稳的了。然而，冥冥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却并不怎么青睐他。管理股隶属司令部，虽然不叫股了但仍保留了一个政治协理员和一个管理员的编制。协理员和参谋长都挺信任薛宏的，唯独管理员对他很有意见。研究薛宏的去留问题时协理员正好不在，就由管理员参加会议。管理员说薛宏这个兵主意大得很，不好管。就这样，薛宏一生的前途就让这个管理员给葬送了。过后听说，主要是因为薛宏平时没怎么他把这个副连级管理员放在眼里。我临去甘肃省调菜前，薛宏就跟我说过，他得罪了他们的管理员，司令部已经从三连把龙世奎调下来接替他，他肯定是留不下来了。我当时也是满腹心事，听他这样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俩情同手足，眼见就要天各一方，可此刻却找不出任何语言安慰他，我只是默默地骑着车子去街上买了个小收音机送给他做纪念。晚上，我请二线连队中超期服役的十多个老乡在薛宏的寝室相聚，我从服务社买来一件葡萄酒和十几瓶罐头为他们饯行。又去找了个录音机准备将他们的临别赠言全部录下来。老乡们边用刷牙缸子碰杯，边对着录音机说着各种祝福的话，薛宏说：“闻平，我祝你在部队上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千万别忘了我啊！”范正怀说：“闻平，我祝你早日与小裴结成伉俪，早生贵子哈。”有个老乡说：“你回来别忘了带起老婆来看我们哈。”慢慢地，罐头吃完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有几个就由着性子胡说开了。有的说：“操他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回去当万元户去。”有的说：“当兵不自由，自由不当兵，说不定回去还更安逸些。”还有个干脆对着录音机大吼：“闻平！我操你妈哟，你他妈运气咋这么好哦？”这时，有个战友带头唱起了《虞美人》，大家便一齐跟着唱：“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凄怨的歌声催人泪下。这个带头唱《虞美人》的战友其实是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只是因为我们两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交集不多，所以，小说里没如何提他。上学的时候他高我一个级，那时我们就认识，参军以后又常常在一起交流谈心，他复员以后，我只要回家都会去找他，两人抵足长聊大半夜，有时聊得高兴了，半夜三更又去拜访另外的战友。这些年，我们虽不在同一地，但从没断绝过联系，只要方便，两人便在各自的办公室里煲电话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如今，这位可以称得上是我知己的战友，已经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一年多了，在这里插上几句，权作对他的纪念吧。我到酒泉的第五天，二十多个抱着诸多未了心愿的老兵踏上了回乡归途。我看好专列到达酒泉车站的时间，准备到车站看能否见到他们与他们说声再见，可惜，等我风风火火地赶到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陈富权也随我一起来到了部队。我让他写了张便条，找处长签字以后在郑成学那里报出了白菜款，再按谈好的价格付给他，然后将他送到班车站。与聪明能干而又朴实无华的陈富权相处了近一个月时间，临分手，竟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送走陈富权以后，我到财务上去报销了这次调菜的出差费用。我边数着钱边往寝室走，林处长在我身后叫住我：“闻平，你等一下”“通过这次调运白菜来看，团里认为你比较适合经营管理，经研究，决定派你去jūn_rén 服务社当主任兼会计。”过了会他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连团长都说你这人挺正直的，好好干吧”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团长还记着那十五公斤皮芽子的事呢，如果早知道黑板儿最终会被打死，我就该送给团长做个人情的，现在，悔之晚矣。服务社位于家属院旁边团部与县城的结合部，占地约三百平方米，大门正对着天山顶上最高的那座山峰。原来是打算建成三层楼房的大型商场的，但是设计的人忽视了上空的高压线，只建了一层就不能再往上建了。出纳由参谋长家属担任，另配有一名战士任采购员。服务社则像个大杂货铺，五金、百货、副食、烟酒、日杂等等什么都经营，货源大多数是从哈州市批发。我人虽住在后勤，编制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而服务社机关不是机关连队不像连队，与郑成学、张世材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就像个二等公民。一个小小的排级干部却要去领导这一大帮子领导的“领导”，其难度可想而知。可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心想：老子豁出去了，再怎么糟糕还会要了老子的命不成？